嫁鸡随鸡体系

《拾年》封面

从《城记》、《采访本上的城市》到不久前出版的《拾年》， 始终以新闻记录的方式书写北京城的生与死。日前， 以参加上海双年展之际来到同济大学做题为“梁思成与北京城”的演讲，在《拾年》和这个演讲中，梁思成占据了很重要的分量， 的《梁思成传》正在撰写中。在上海期间， 接受了记者专访。

《拾年》记录北京城不可预期的拯救

2001年， 还是新华社北京分社的记者，当年9月他写完了《城记》初稿，这是对上世纪50年代以来北京城市改造的梳理。在写完《城记》之后， 开始对北京的城市发展模式进行调研，调研报告直到2002年 月完成，他建议调整城市总体规划，改变单中心城市结构。这一报告一定程度上促使北京市启动了总体规划修编，方向正是整体保护旧城，重点发展新城，调整城市结构，平衡发展城市。

2005年， 又完成了《采访本上的城市》一书，他从城市宏观历史转变到对北京城市毛细血管的观察，那些城市里胡同、街道、街区的消失和毁灭令所有人欷歔。得到些许宽慰的是，2005年1月，国务院批复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至2020年）》，明确了整体保护旧城、重点发展新城、调整城市结构的战略目标。可胡同和老宅还是在继续消失。当《拾年》在今年初完成的时候，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故居惨遭拆毁，所以在《拾年》最后几章中收入了关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及其故居的文章。

的“城记”《拾年》，记录的是新世纪十年来北京城经历了重生机会，以及最后不可预期的拯救。在采访中， 对早报记者说，“对于我来说，这十年由两个五年组成，前五年，想办法修改当年反梁思成的方案，改变单中心结构。这也是我和很多人呼吁努力的结果。直到2005年1月，国务院批准了改变北京单中心发展，保护老城发展新城的方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至2020年）》，这恰恰是梁思成先生他们的理想。后五年，我们在拼命扞卫这个规划，结果是，连梁先生的房子也被拆掉了。”

在书里认为，从曹雪芹故居到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形成了历史的回应。前者未得到保护，是政府有关部门未采信主张保护者的意见；后者被拆除，则是政府有关部门采信了主张保护者的意见并作出行政决定之后，遭到开发单位的公然挑衅，性质已大不相同了，可这两处故居被拆除的结局仍是一样的。 对记者说：“梁思成房子被拆掉让我感到这个社会有一种强大力量，就是我有钱，我怕谁。”

《采访本上的城市》主要回答的问题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城市化是在中国上演，以什么力量上演？ 说：“到了《拾年》则是对北京城最后的拯救，而我是当事人之一。我是规划的促使人之一，后来又写了大量文章扞卫这个规划，我也成了个中人。”最后的拯救很悲壮， 说，“这十年，把老城拆得太厉害了。2000年到2002年，短短两年多时间，拆掉的老城等于前十年的总和，即便总体规划被批准之后，拆城运动还继续进行，而且把北京城的发祥地宣南地区给拆掉了。中心城金融区CBD要扩张，丰台还要搞商务区，这样发展跟以前没有差异。这样下去，必然把以前的错误固化下来。我相信，这十年，将来会不断来研究。一个城市的未来，最后的状态，是在它最快速发展的时期定义的。这十年已经基本定义了北京的未来。”

“皇城区，已经不是被蚕食，是成片推倒，而单中心结构则被强化了。北京重点发展通州，发展成为100万人口的地区，很可能只是100万的睡城……” 在早报记者面前并未回避对北京城未来的悲观。

自问：这是什么样的十年？“我真应该出一本书纪念这十年。”《拾年》从2005年总体规划修编、实行、陷入困顿的整个过程开始，借北京城这个样本，剖析城市的生命、财产产权与城市之间的关系等。在思考城市问题的同时， 又重提了那些与北京城有关的旧人旧事，梁思成、林徽因、陈占祥、吴良镛、贝聿铭、老舍、培根、徐苹芳……

说：“我写那些老先生，这些读书人，不能只是写一个让大家觉得城市让人悲伤的事情，也要写即便在这样的环境中，还有不可毁灭的精神存在，把这精神传递下去，因为我还得继续在城市生活下去。”

梁思成故居被拆超乎想象

这“不可毁灭的精神”就包括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努力。2001年梁思成诞辰100周年，2011年梁思成诞辰110周年，清华大学举办了两次纪念活动， 有幸两次应邀出席，做了两次演讲。和其他人一样，谈到中国城市规划和保护， 也是言必称“梁思成”。

说：“我觉得，我们的城市生活，在梁思成的理想没有被实现的那一刻就被定义了。很大程度上，中国的城市生活都是学北京。大家在城市里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比如北京的拥堵，在路上堵，在地铁里挤，大家都觉得在这个城市生活成本很高。造成这种情况，跟战略选择有关，这就跟梁思成提出的北京城方案没有被采纳有关系。全国城市学北京，结果导致国内的城市都是单中心，环线往外扩。”

说，他在最初面对北京拥堵时，曾经很“愚昧”地写文章说，“要造高架桥，怎么造宽马路。对于我来说，突然有一天看到梁思成的那个北京城方案，我就豁然开朗。”[NextPage]

1950年代，毛泽东要把北京建成一座1000万人口的城市，这是一座面向未来的城市。“在一块空地上做成一个单中心的城市，也是大问题，更何况是在北京这样的历史古都上。现在你把老城毁了，等于把新城也毁了。梁思成的方案不只是保护老城，而是面向未来城市的方案，他也提出不能把就业场所集中在中心区一个点上，更何况是要把中心老城拆了才能这么做，那就更不对了。应该由多个中心区组成市区，再配上住宅。每一个新区都要有一个就业功能，让就业和居住平衡。这是他的思想。这样才能避免跨区域流动。郊区睡觉市区工作，城市必然要出问题。” 说。

梁思成晚年时曾被要求改变思想，他说，“如果把我的思想改造了，国家强大了，列强就不会欺负了，为什么不做呢？”

“我特别能理解他这种想法。所以他曾给自己的学术和思想宣战。但他对林徽因说，他的痛苦在于，人生再来一次，还会得出这个答案。因为学术不是拍脑袋，把老城拆掉，把就业都集中在一个地方，郊区用来睡觉，这样的城市怎么可能不拥堵呢？我就看到他晚年的痛苦，挺难过的。” 说。

的痛苦在于，当他在写《拾年》、《梁思成传》，当整座城市开始认同梁思成方案时，梁思成故居被拆掉了。“把梁思成林徽因房子都拆掉了，超出我的想象。这是他们19 0年代住的地方，那个时候他们做的古建筑调查，真是太重要的事情。他们两人和营造社的工作，没有他们工作，就不清楚我国古建筑的基本面貌。然后是抗战，1950、1960年代的运动，没有他们的基础性工作，不知道这些伟大遗产的面貌，也许在这个时期就毁掉了。他开具的在抗战和解放战争后期的两份文化遗产目录，这个东西很快在1961年成为国家保护单位，没有这两份目录，即便躲过战火，在1950、1960年代的 极左 运动中，也很可能就被拆掉了，所以想想就害怕。19 1年到19 7年，也就给了他们短短6年时间做这个事情，爆发出惊人的能量。这样一个场所，还是让开发商给拆了。” 感慨道。

“《拾年》的封面是故宫。那天去悼念梁思成故居，我很难受，然后骑车去故宫，拍了照片，也就是现在的封面， 故宫还在 ！这是宣誓一种文化态度。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有没有尽我的责任，对正在发生的历史有一个记录。” 最后告诉记者。

（编辑：李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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