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罘旧夕阳桃色劫34体系

龙应台：艺术有什么用？

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可能有一百个方式来回答“文化为什么重要” ，但这一次，我想先从一场戏说起。

那天台北演出《四郎探母》我特地带了 85 岁的父亲去听，老人想必喜欢。从小听他唱：我好比笼中鸟，有翅难展；我好比虎离山，受了孤单；我好比浅水龙，困在了沙滩。

遥远的 10 世纪，宋朝汉人和辽国胡人在荒凉的上连年交战。杨四郎家人一一壮烈阵亡，自己被敌人俘虏。娶了敌人的公主，在异域苟活 15 年。虽说公主聪慧而善良，但四郎对母亲的思念无法遏止。

悲剧的高潮就在四郎深夜潜回宋营，探望的片刻。

身处在“汉贼不两立”的政治斗争之间，在爱情和亲情无法两全之间，在个人处境和国家利益严重冲突之间，已是中年的四郎跪在地上，对母亲失声痛哭：“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

此时，我突然觉得身边的父亲有点异样，侧头看他，发现他已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父亲 16 岁那年，在湖南衡山乡下，挑了两个空竹篓到市场去，准备帮母亲买菜。路上碰见政府招兵，他就放下竹篓就跟着去了。

此后在战争的炮火声中辗转流离，在两岸的斗争对峙中仓皇度日，70 年岁月如江水漂月，一生不曾再见到，那来不及道别的母亲。

他的眼泪一直流，一直流。我只好紧握着他的手，不断地递纸巾。我发现，流泪的不止他。斜出去前一两排，一位白发老在拭泪，隔座陪伴的中年儿子递过纸巾后，将一只手环抱着老人瘦弱的肩膀。

谢幕以后，人们纷纷站起来，我才发现，四周多的是中年儿女陪伴而来的老人家，有的拄着拐杖，有的坐着轮椅，他们不说话，因为眼里还有泪光。

中年的儿女们彼此不识，但是在眼光接触的时候，沉默中仿佛已经交换了一组密码。是曲终人散的时候，人们正要各奔东西，但是在那个当下，在那一个空间，这些互不相识的人，变成了一个关系紧密、温情脉脉的群体。

在那以后，我陪父亲去听过好几次《四郎探母》每一次都会遇见父老们和他们中年的子女。每一次都像是一场灵魂的洗涤、感情的疗伤、社区的礼拜。

从《四郎探母》我懂了为什么《俄底浦斯》能在星空下，演两千年仍让人震撼，为什么《李尔王》在四百年后仍让人感动。

文化，或者说，艺术，做了什么呢？它使孤独的个人，为自己说不出的痛苦找到了名字和定义。少小离家老大失乡的老兵们，从四郎的命运里认出了自己不可言喻的处境，认出了处境中的残酷和荒谬。

而且，四郎的语言—“千拜万拜，赎不过儿的罪来”—为他拔出了深深扎进肉里的自责和痛苦。艺术像一块蘸了药水的纱布，轻轻擦拭他灵魂深处从未愈合的伤口。

于是，孤立的个人产生了归属感。那些零散的、疏离的各个小撮团体找到连结，转型成精神相通、忧戚与共的社群。

“四郎”把本来封锁孤立的经验，变成共同的经验，塑成公共的记忆，从而增进了相互的理解，凝聚了社会的文化认同。

白发苍苍的老兵，若有所感的中年儿女，或者对这段历史原本漠然的外人，在经验过“四郎”之后，已经变成一个拥有共同情感，而彼此体谅的社会。

人本是散落的珠子，随地乱滚，文化就是那根柔弱而又强韧的细丝，将珠子穿起来成为社会。而公民社会，因为不依赖皇权或神权来坚固它的底座，文化便成为它最重要的黏合剂。

本文相关词条概念解析：

龙应台

龙应台，1952年2月13日生于台湾高雄县大寮乡眷村，现代作家、“中华民国文化部部长”。1974年毕业于国立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赴美国求学，后获堪萨斯州立大学英美文学博士。1988年迁居德国，在法兰克福大学任教授。1994年，出版《人在欧洲》。1998年，她的三部书《啊，上海男人》、《这个动荡的世界》、《故乡异乡》在上海相继发行。1999年，龙应台出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局长。2008年在香港大学教授任上获评为孔梁巧玲杰出人文学者。2010年11月15日，龙应台以260万人民币的版税收入，荣登作家富豪榜第16名，引发广泛关注。2014年12月5日，正式卸任台湾“文化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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