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从滾钉板到割腕

“滾钉板”，这个名堂现在80后的年轻人恐怕晓得的不多，或许有人会把它同时武侠小说里的那种刀枪不入的“金钟罩”联系起来，或许认为是中国武术的气功表演。这也怪不得他们，我也是在几十年前听苏州弹词《杨乃武》之后才了解的。

“滾钉板”是封建朝廷为告状者所设置的一种关卡。如果有人越级向最高司法机关的刑部衙门告状的话，告状人必须光着自己的背部在特制的布满铁钉的板上“滾过”才能初步获得资格提交诉状。告状人轻者皮破血流，疼痛不已，重者当场丧命。它比到衙门击鼓鸣冤告状和在半路拦輿告状（指拦住官方的坐骑如车、轿、船）的门槛要高，它以金属钉板替代木制杖棍，是十分残酷的法规。可见滾钉板对告状人是一次生死的考验。通常是在冤沉海底绝望时企求寻觅一丝求生的希望，才会孤注一掷把自己的性命押上去以求翻案昭雪拯救亲人。用今天的讲法，便是上京都上访。而朝廷设置“滚钉板”这一法规，实质上也是一种变相“堵访”，令告状人丧胆却步。

《杨乃武》中的主人公杨乃武被浙江钱塘知县官及其子恶少刘子和所陷害，以“谋夫夺妇”谋杀罪定案。虽经府台、道台以及当时抚、藩、臬三大宪（朝廷委驻在省级部门的高级官员）各级衙门的审理，终因案情复杂更因官官相护而维持原判。只因这一命案一旦翻案，那末曾承办过这一案件的一大批官员都因渎职而丢官，这就非同小可，无异是官场大地震大塌方。

杨乃武胞姐杨淑英赴京冒死滖钉板告状为其弟翻案带来了契机。这是清末浙江发生的案件，曾轰动全国。民国初期上海《申报》有过系列介绍。

当年评弹名家李伯康和严雪亭都擅长说《杨乃武》。杨淑英滾钉板告状是重头戏关子书。他们的艺术表现手法各有千秋。李伯康以细腻刻画人物内心世界见长。他的哀伤怨恨的唱腔把杨淑英天生的柔心弱骨而又重义轻生不惜舍身救弟的心理矛盾冲突有层次地展示开来，一波三折，令人耳不忍闻又屏息静听。

严雪亭着重渲染刑堂阴森严险的气氛，使人毛骨悚然。这就为杨淑英踏进刑堂时的疑惧发展到后来蔑视酷刑宁死不向权贵低头的无畏无惧胆识作了有力的烘托。全场听众犹如身临其境眼见一位乡村弱女子在逆境中成为反抗邪恶的巾帼英雄，听众无不为之动容肃然起敬。

值得一提的是沪剧《杨乃武和小白菜》中杨淑英，由著名演员石筱英扮演。她以独特连珠炮似的快板唱腔倾泻出积郁的愁情怨恨，情真语挚，凄楚哀伤，令人愁肠百结，台上台下声泪俱下 。

也正因杨乃武是清代四大奇案之一，震动全国，还惊动了慈禧太后的关注，所以这一题材一向受到影视界青睐。从19 0年开始将故事搬上无声电影直到1994年由潘虹等主演的电影，数十年之间香港与大陆的影视界曾反反复复多次拍成电影和电视剧，而且卖座率骄人。可惜我失之交臂，未曾一饱眼福。

事隔数十年，杨淑英这一艺术形象仍活在老观众心中，足见表现 艺术家的精湛技艺，同时也显示出广大民众总是基于人性本能，坚定地站在弱势群体一边，休戚相关，心灵相通。

今天，我之所以要搬出“滾钉板”这一陈年旧事，是因为它还有一定的警示意义。说明执法机关一旦缺失人民群众的监督，不依法办案，知犯犯法，它所造成的恶果远比个案的的危害更为严重。

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政府都设有人民来访接待机构，这对于发扬民主体察民情接受人民监督无疑是好事。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尚有许多问题在地方上得不到合理或合法的解决，因此仍有不少访民越级上访。最高级别的是设在北京的中国国家信访局来访接待办、全国人大常委会来访接待办和最高人民法院接待办。

一般来说，当事人要赴京上访实出于无奈，正好像是在封建社会到刑部衙门滚钉板告状那样艰辛。这也反映当事人对国家级接待机构的信任和期望。近年来上访逐年上升，确实给北京增添不少压力。为此，2008年 月，中央联席会议出台文件《规范非正常上访人员劝访机制》。不少省区市在“零上方”考核压力下，纷纷在北京设立“临时”劝返分流场所，对暂时不能接回异地的上访人员进行劝说，分析解答所诉求，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一些访的的对立情绪。

不幸的是一些市、县驻京接访管理人员工作疏松粗暴，违规僱佣社会闲散人员看管上访人员,很多上访人员在那里被扣押身份证和，被限制人身自由，甚至被虐待和殴打。所谓的“接访”变成“劫访”，被人称为“黑监狱”。

据了解地方政府派出驻京接访人员最多时超过万人。有些政府机关滥用职权一手遮天，干脆把上访人员以“非法上访”名义劫走拘留，名为“接访”实为设防堵访捂盖子。

化州市村民董日茂、董明伟等六人到广东省上访反映镇政府伪造征地协议强征土地等问题。可是被以“非法上访 为由送进了化州市拘留所非法拘留了十多天后莫名其妙地获释。他们虽定性为 “非法上访”，但拘留和释放都没有书面通知。可是地方政府又把董日茂等六人作为“非法上访”典型反面材料在当地电视台《橘州关注》栏目中播出,进行人格侮辱。

人们吃尽千辛万苦，自掏腰包千里迢迢赴京上访就是要讨个公道，找回失去的阳光，竟遭到如此对待。这就难怪赴京上访人员的队伍愈来愈长了。

天高皇帝远， 瞒上不瞒下，家丑不可外扬，虚报政绩等是中国官场的千年积习，堵访只是其中手法之一。我质疑“零上访考绩”的正确性与必要性。这样的“维稳”愈维愈不稳。这就难怪周永康掌管的政法系统大权的那些年，会出现“维稳”經费超过国防经费的怪现象了。

写这篇文章的起因还在于前几年在上海看到了《好心人搭人遭“钓鱼”，司机割腕证清白》那篇报告所激起的愤怒。刲建社会里以九死一生的酷刑考验申诉人洗刷冤屈的意志，而在今天的法制社会里竟还有人以割腕示清白？

杨淑英滾钉板告状雪冤是发生在晚清浙江钱塘县。其弟新中举人杨乃武热心为乡里葛小大把脉处方而遭到恶官刘家父子陷害，砒霜是恶少刘子和授意药店老板钱宝生做了手脚在药中下的毒。

青年司机孙中界割腕证清白的案件发生在上海浦东新区。小孙好心让人免费搭顺风车真心实意为他人解忧排难。谁知道中了别人“投毒”奸计，到了目的地竟跳出几个埋伏在那里的执法人员，不容小孙伸辩，反诬为“擅自从事的士业务”而遭扣车罚款的处分。设圈套的搭车人不是流氓、无赖、骗子、恶棍，而是堂堂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的国家干部，号称为人民的公仆。他们挂了执法局的金字招牌，披了执法人员的合法外衣，干的是欺凌敲诈人民血汗的勾当。

明明自己是贼，反而不知羞恥栽赃好人当贼捉。“投我以桃”，理应“报之以李”，可是正人君子好心肠碰到了变色爬虫恶心肠。好心人孙中界无论如何嚥不了这口污气，又无处可以投诉辨白，一时想不开就用刀砍向自己手腕，幸好被同事发现及时制止，但手指已割伤需住院冶治疗。

若不是这件事传得外闹得开，广大民纷纷站出来为好心人撑腰说公道话，小孙纵然医好了手指，也治愈不了心灵的重创，而执法局的这种“钓鱼”执法还要进行到底。

如果今天有人认为“钓鱼”是浦东新区的执法专利独家经营，那就小看这种“钓鱼”的成就了。有人估计，截止事发日为止全市捕鱼超万。就在小孙案件爆光不多日，奉贤县的一条风干“咸鱼”上诉法院得值终于翻身！

我们不是笼统地否定“钓鱼”。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缉毒警察便衣佯作买家钓出毒枭，捣毁毒窟。这样的钓鱼是办案手段，好！扮成商贩到卖假货的据点査勘实情，从而让执法机构获得重要线索而捣毁犯罪据点，这种钓鱼是侦察策略，钓到一条，牵出一，妙！最近公安机关破获厐大的络金融诈骗案便是用的“钓鱼”方法，为民除害。我们深切地感知他们是为社会伸长正义，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赞！

到今天，我还搞不懂那些变种的“钓鱼”姜太公们为什么要如此这般。扩大政绩？增加创收？多分奖金？只有天晓得！

不过，这种“钓鱼”恶风必须煞住，否则钓不到鱼会迫不及待去抢。君不见有人在昔日杨淑英滾钉板刑部大堂不远处鱼塘边公然抢“鱼”，慌忙之中还把鲜龙活跳的金鱼顷刻之间变成僵硬的“咸鱼”了吗？

上海老头2016.5.21

共 150 字 1 页 转到页 【编者按】杨乃武的案件，是我国清朝时期的四大奇案之一。酿冤诱因简单，但审案过程曲折，纠错经历艰难。杨乃武的胞姐民女杨淑英为救弟弟，“滚钉板”告状，宁死不向权贵低头的无惧无畏胆识，一直在民间广为流传。作者以此案例作为例证，是因为事情过了若干年，仍有警示作用和现实意义。地方政府在处理民事案件中因假、错、冤事件屡见不鲜，引发民众上访人员增加，地方政府设立驻京办事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本为解决问题而设，却是更加激化矛盾，有的甚至造成“接访”成为“劫访”；前几年上海曾发生了一起“好心人搭人遭钓鱼”事件，钓鱼者竟是挂了金字招牌的执法局。事件主人公被诬为“擅自从事的士业务”而遭扣车罚款的处分。面对冤屈，小孙百口莫辩，投诉无门，被逼无奈，一气之下，向自己手腕剁去，幸好朋友及时阻拦，虽未造成大错，却也伤了手指。作为执法部门，变相的钓鱼，以增加创收，实在是令人寒心，也破坏了执法部门在人们心中的形象。法治国家里，一个公民的罪与罚应有法律规定，必须走法律程序。如今，我们的政府在努力的修复公权力的公信力，有错必纠，有恶必惩，诛伐邪恶，决不手软，以顺应民意。特别是惩治“警匪”、“警霸”方面，也是下了大力气的。作者所诉的情况近几年在逐步好转，公权已处于公众监督的阳光之下。当然，治理环境，惩治腐败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此类事件只要再出现，相信必会受到严惩，还受害人一个公道。作者88岁高龄，暮年志不暮，年老心不老，仍关心国家大事，关注社情民意，令人敬佩。推荐共赏。【：山中木屋】

1楼文友： 21:59:5 木屋的点评字字清晰，赞同。问好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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