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法律武器让好人不再难当

【江山 时事述评】报道：武汉88岁的李爹爹在离家不到100米的菜场口迎面摔倒后，围观者无人敢上前扶他一把。1小时后，爹爹因鼻血堵塞呼吸道窒息死亡（9月4日成都晚报）。助人为乐素来是备受推崇的人伦美德，是道德大厦里的砖瓦。可如今，它却在“助人为祸”中被稀释，沦为日渐稀缺的品格。年逾八旬的李大爷摔倒，本来只需一双援手，不幸的是，乐善好施精神消散在了人群中。路过者虽多，却是止于围观，无人肯出手援助。

据卖菜的目击者反映，早上七点钟左右，该爹爹在菜场手拿一串香蕉，走路不慎迎面朝下跌倒在菜市街道上，他手脚动了几次想爬起来，因力气不够没有站起来。最终只好躺在地上，大约1个小时后，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但是没人敢上前扶一把。直到有人给就住在附近的家属报信，李爹爹的老伴和儿子才赶来扶起他，并送往医院。医生说来迟了，鼻血堵塞了呼吸道，造成窒息死亡。面对老伴的遗体，周婆婆泪流满面的说道：“如果当时有好心人扶他一把，或者帮他转个身，让鼻血流出来，他就不会这么走……”。是呀，如果有人拉他一把，肯定不会出事，但是现实就是这么残酷。人们都怕不敢扶他，除了不知病情不敢妄动的谨慎之外，更多的是怕助人之后反遭强讹的引火烧身。

是什么原因形成了目前这种冷漠的局面，民众把助人为乐丢掉了脑后？两个重要原因：公权力机构能否秉持公正和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成熟与否。从彭宇案事件开始，有些司法机关的判决传递出的信息是，做好事不但惹麻烦而且要受惩罚，这就进一步打击了人们的善心与善念。公权力机构不能明辨是非，伸张公正。人为的做成一个糊涂官司，不可能不会对人们的心理产生影响，不可能不会助长围观者的冷漠。当年“彭宇案”之后，南京等地也曾出现很多老人摔倒无人搀扶的现象轮番上演。再加上南通汽运集团飞鹤快客公司司机被冤枉案件中，驾驶员殷红彬看到一名年迈的老人倒地受伤，他将车停稳后，下车将老人扶起。这本来是一次普通的善意之举。把老太扶起后，他竟被人误认为是肇事者，还惊动了公安。好在车内有监控录像，将整个救人过程记录了下来，还了他清白。如果车上没有装摄像头，很可能事态继续扩大造成错案，说不定还要为自己的见义勇为付出巨大的代价。说明当今社会出现了信任危机，一方面也是公民危机。大家如果都不肯承担，肯定没有好结果。越是信任缺失，其实就越需要公民履行自己的。也许，你不能确定帮助倒地的老人是否会遭到讹诈，但是，你可以确定，不帮助他，肯定就没有尽到公民的，虽然能自保，但会遭受自己良知的惩罚。

老吾老及人之老，敬老爱老是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而在当下信奉千年的圭皋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老人们身体羸弱，亟需帮扶，但不应该成为为老不尊，倚老卖老的借口。就在几天前，武汉一名电动车主途经汉口某路口时，扶起一名摔倒的八旬婆婆，婆婆不仅不道谢，反而坐在电动车上，不肯下来，并一口咬定是被电动车撞倒的。幸亏有 名目击者打抱不平。民警多方调查后，才还车主清白。作为老年人自己首先应该自尊自爱，本着良心说话，不该有意诬赖救命恩人。只有施救者帮助他人没有“危险”之虞，良心和善举才会进一步发扬光大。

真善的飞扬，离不开法律的向上推力。助人为乐不为“祸”，道德才能在制度呵护、个体呼应中顺流而上。法官若能以法为据，以良心为枰，方能惩恶扬善，彰显正义。人心的隔阂、信任的内耗，已是对行善积极性的消解，对向善之心的压抑。而“疑罪从有”式的不公判决，含糊了厘清，混淆了是非价值。当司法摒弃了公正的立场，只顾将对错“和稀泥”，抑或倒是为非，那偏向的制度认定会堆高行善风险，冷却公共生活的温度。李大爷的困境，再度验证了“彭宇案”的负面效应,行善有风险，助人须谨慎。少管闲事，变为避免惹祸上身的现实策略。我们知道司法的主要功能既不是创制新规，也不是规范道德，而是在时代不断变换前进中，界定公民权利保障的界限。尽管法院判决没有鼓励人做好事的义务，但也不能做一个削弱是非观的“和事佬”。不惜违背“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在事实和法律面前将对错“和稀泥”,如此司法判决本身就是对法律公正性的巨大伤害。虽然“彭宇案”并不能改变我们整个社会的道德观，但如此任由低级的司法判决蔓延下去，必然会助长更多的人“见死不救”。

对于围观的群众明明是举手之劳，却见死不救，究竟是谁之过？追其根本在于我们社会的道德成本及风险持续增加，公众才产生非理性的焦虑，宁愿承受道德的谴责，也不愿“惹祸上身”。我们似乎身处在一个“好人难当”的风险时代，从“彭宇案”后，这种风险得以扩大。甚至有人说，社会道德由此滑坡 0年。近些时日就有天津“许云鹤案”，如皋市的“殷红彬案”。推及此事件，也不过大同小异，这些症结归根结底，在于在急剧转型中社会心态的失衡。知恩不图报，反而被讹诈的这种道德失范的社会现象，颠倒是非曲直，难以体现“好人有好报”的价值取向，谁还能敢无所畏忌行善呢？它加剧了人际之间的冷漠。

面对一位八旬老人在无助中挣扎，众多的围观者，如同失去了灵魂的行尸走肉，没有丝毫反应，以至于让老人失去了最佳的抢救时机，命丧街头。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个冷漠的镜头时有闪现：有人在街上与劫匪搏斗，没人挺身相助，没人报警，看热闹的人倒是不少；有人不幸落水了，上百人站在岸上观看而无人搭救；有人要跳楼自杀，围观者非但不想方设法施救，反而起哄“鼓励”跳楼者“快跳”；马路上，有人出车祸倒在血泊中，无人救助，任其鲜红的血液悲怆地流淌……这些丑陋的场景，令人不寒而栗。如此“见死不救”的场景，严重剌伤了公众的道德神经，也让整个社会蒙羞。

如何解决这种耻辱性的以“见死不救”为标志的道德困境，我认为光靠提倡道德来约束还不行，除了让司法取证和判决更加谨慎公正外，还需要增添“见危不救和见死不救罪”，把公民救助义务上升到法律层面，只有将“见死不救”入罪，才能惩治这种具有极大社会危害性质的冷漠和失责行为。当然，你在做好事之前，最好请几人做个见证，或者用拍下照，这才是最安全的。同时对见义勇为、挺身相助的公民给予大力表彰，让好人不吃亏，来弘扬正气，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扭转社会不良心态。有人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样才没有被误解的风险，错！如果都用以“人人自危”的理由来搪塞，都来见死不救、见危不扶，人人都可能毙命于马路、横尸在街头。

在破解“好心不得好报”的困境中，我们不能单方面仅仅依靠当事人本身的证据意识，还要通过惩处那些诬陷好人的措施，来减少做好事的风险。像殷红彬扶起老太的家属，不由分说指认他撞了人，像郑先生扶起的孕妇一口咬定是他撞倒自己，法律也当出手相救。《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反复纠缠、强行讨要或者以其他滋扰他人的方式乞讨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警告。“恶乞”扰人，法律断然出手，甚至处以五日以下拘留。那么，那些试图诬陷他人得到赔偿的人，其性质比“恶乞”更恶劣，涉嫌敲诈勒索。其社会危害也比“恶乞”更严重，那会让社会无人敢出手相助。因此,对诬陷做好事的人，如果证据确凿，法律就应当规定对其进行警告、罚款甚至拘留。如果勒索成功，视其金额大小和情节的轻重，可以用敲诈勒索罪来量刑治罪，严惩那些具有恶的心态的人。

在这种形势下，培育健康的社会心态、提高国民素质、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培育和引导社会心态。“把培育社会心态写进五年规划，这还是首次。这说明了党中央、国务院对社会心态问题的高度重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复杂性的清醒认识。重视社会心态其实也是民生保障的重要体现，只不过是将保障的领域从物质和文化的层面，延伸到了精神的层面，进一步深化了对民生内涵的认识。一个成熟、文明的民族，应该有心存善意、扶危济困的心态。要培育积极健康的恻隐心态，就应重拾中华民族乐善好施、乐于助人、平和包容的优良传统，该出手时必须出手。

中国自古就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情怀，就有“一个好汉三个帮”的无私协助精神。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道德标准、道德星空和道德定律，只不过在“好人难当”的氛围下，大家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将这份正义感被压抑了、被冷藏了。在今天构建文明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急需解冻。重新用法律扶起“摔倒的道德”，让“碰瓷”者受到应有惩罚，来破解诚信之困。把压抑的道德释放出来，把迷失的道德捍卫起来。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传承无私奉献的精神，用法律武器让好人不再难当，才能共建和谐社会。不管社会如何向前发展，但乐善好施见义勇为，始终是我们这个社会推崇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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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488 字 1 页 转到页 【编者按】道德，良知，本应该是人人具备的最起码的素养，现在却因各种原因演变成了好人难当，这不是正常的社会现象。作者以几例具体事件为文，剖析了现象的本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观点，文笔犀利，言辞中肯，深有同感。【:梅暗香】【江山部 精品推荐】

1楼文友： 05: 5:59 用一句络语言形容读过此文的感觉：给力！：） 爱哭爱笑，爱静爱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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