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决定意识

摘要：物质决定意识，文学是时代的反映。时代总是通过文学张扬起自己的旗帜。当代文学的“‘殇’文化”现象是当代社会改革倍遭坎坷、屡逢磨难的形象记录，更是中国古老民族三千年历史“殇”文化传统的现实写照。时代呼唤巨人，文学呼唤巨人，人类在寻找第三次发见，中国当代文学的“‘殇’文化”---- 作为文学的反思必将有力推动于时代历史，并以其悲剧思维的嬗递式飞跃和着时代变革的列车隆隆向前…… 电视连续剧《河殇》于年中播出，耳濡目染万户千家，几乎全国各家报刊媒体竞相转载《河殇》的电视本解说词，或关于该剧的评论，人人争说《河殇》，毁誉不一。中央电视台二度播放，终获国人承认。一部电视剧的播放，上经国家影视管理中心批准，下有层层部门认可、把关，播了停，停了播，何以如此？
有人说得好，《河殇》并没有多少什么新的东西，它只不过是近年来思想文化界研究成果的一个集成。而作为一切思想文化的核心——哲学之研究在中国的不景气是有目共睹的。
（1）在一个哲学不大发达的国度里，在哲学文学（形象）化的传统下，文学义不容辞的肩起了“诗哲学”的时代责任，在当代中国（经济）崛起腾飞的社会背景下，于改革、开放、搞活的时代前进中首当其冲——自上一个年代末至本年代初“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发轫的当代文学反思以及大多数作家文学创作中的强烈的哲学器识观照不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么？
这是一个大题目。这里不拟对中国当代文化作一个宏观勾勒或描述，也无意于当代文化走向做规定性的蠡测，仅就当前时代文化运动之酝酿与发展在文学上的表现谈一谈自己的看法。
作为文学，作为对特定时代社会生活迅速反馈的文学，近几年来，相继发表了以“殇”为命题标志的作品，目前虽然尚不能称之为系列，而就其审美指向的不谋而合及其问世空间和时间上的联袂连续性，倒是颇耐人注目——
《昆仑殇》发表于《昆仑》84年第四期，作者毕淑敏。小说描写了廿世纪七十年代令外国专家瞠目的部队拉练，表现了一场异乎寻常的时代悲剧内容，虽荒唐而壮烈。
《国殇》发表于《人民文学》87年第十二期，作者霍达。这是一篇报告文学。作品报告了张光厚等知识界精英英年早逝的事迹，读来触目惊心。
《河殇》，电视剧文学本，苏小康、夏骏、王鲁湘等集体创作。该剧从宏观历史角度，从哲学高度讯问历史，集中体现了包括文学界在内的知识分子精英对中华民族现状的深切反思。
——这是一个偶然的现象么？
战国时代的屈原写过《国殇》，那是楚人祭祀为国牺牲的战士之乐歌。“殇之意二：男女未冠（廿岁）笄（十五岁）而死者，谓之殇；在外而死者，谓之殇。殇之言伤也。国殇，死国事，则别于二者之殇也。”
（2）国家是他们的祭主，所以称为国殇。
不废江河万古流。“殇”文化这一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之流汩汩流淌，宛若一支逶迤曲折的溪水在黄土地上漫溢，三千年了未曾中断。上溯《诗经》，“坎坎伐檀”、“岂曰无衣”、孔孟、老庄、韩非诸子，既屈原《楚辞》以降，秦风、汉赋、南北朝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明民歌、清小说，《三国》、《水浒》、《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金瓶梅》，鲁迅，胡适……整部中国文学史即“‘殇’文化”的历史。一脉相承，真谛真传。泱泱华夏，遍染“殇”文化的色彩，历历丹青，处处闪烁着“殇”文化的泪滴血光。文学，别无选择！
文学即人学。人是万物之灵长。人是审美的，爱美的，现实世界并不尽美。审美、爱美的现实中人对于自己所置身的现实世界则表现出永远的不满足——这正是人类不断前行的原动力和内驱力。因此，作为审美、爱美的现实中人的杰出代表——文学家、作家所从事的美文学与现实世界之龃龉与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只要现实世界并不能以人的意志不断文明，则这种冲突将永远不会消失，乃至永恒。现实世界的相对静止与人的审美追求及爱美之心的不断嬗递，其冲突以及由此冲突而酿成的人类悲剧则永远不会完结。这种冲突即是文学得以萌生的初始根源。也就是说，文学自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带有强烈的对现实世界的反叛性格及悲剧色彩。因为个人之于现实世界往往渺小的可怜，只要他不是弄权使势的政客，只要以商品经济为主要社会手段和电子科技日新为时代特征的人类世界存在，则人总是作为现实世界的阶下囚而苟存，苟存即文学。
中华民族三千年历史文明，除神话历史尧、舜、禹外，夏、商、周、春秋、战国七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朱元璋、康熙、乾隆、袁世凯……黩武穷兵，巧取豪夺，杀人越货，一旦得手，则堂而皇之，倾五岳，临四海，涂炭生灵百万。“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哀鸿遍野，遂有文学。
集数千年封建历史文化之大成的“十年文革”是中国当代文学繁荣的土壤。“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九七六年天安门广场的严寒蕴育了当代文学的盎然生机，真正的中国当代文学即从“我哭豺狼笑，欲悲闹鬼叫”声中起步……
文学的真谛在“殇”，真正的文学即“‘殇’文化”。
“‘殇’文化”即充满危机感、使命感和抗争精神的具有反思品格的文化，即悲剧。
七十年代后期，当崔德志的《报春花》应时开放，宗福先《于无声处》的一声呐喊，王晓华（卢新华《伤痕》）、谢慧敏（刘心武《班主任》）、李铜钟（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向我们走来的时候，这些满目泪光、遍体伤痕的人和事，是怎样地打动着中华大地上的万千读者。然而，作为特定时期的文学，它仅仅是对刚刚结束的时代悲剧投以注意，痛定思痛，作家的审美判断及其文学价值取向尚不能进入较深的文化层次。随着时代的变迁，一九七六年终成过去，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使人的思想获得极大解放。“上帝死了”，人们开始用自己的大脑思考，则很快发现，原来昨天的悲剧并不是时间老人的一个疏忽，而是根源于冰冻三尺的历史过程。于是《人啊人》、《李顺大造屋》、《人到中年》、《灵与肉》、《我是谁》、《车站》、《黑旗》、《剪辑错了的故事》、《爱，是不能忘记的》、《公开的情书》、《晚霞消失的时候》、《杨月月与萨特之研究》、《方舟》……脱颖而出。这一批作品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开始步入哲学文化领域进行反思，它将伤痕文学悲剧思维的契机楔入当代文化思考之中。一个被人们长期忽略了的审美范畴——悲剧真正进入当代作家的文学视野，跨进了以作家本体自觉和浓重的忧患意识为特征的悲剧的殿堂。
（ ）此时，适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这一时期，诚然也涌现出诸如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陈冲的《厂长今年二十六》、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以及《祸起萧墙》、《花园街五号》、《高山下的花环》等贴近时代的作品，但不久则发现，如此急功近利和小打小闹是不解决中国当代问题的。后来尽管不少热心者一再提醒、呼吁、强调，但“改革文学”终未能避免昙花一现的命运。当代文学实践告诉人们，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文学不在题材而在内容。谁也不会否认改革是一个关涉整个民族的民俗民情、思想方法、思维习惯、生活方式而首先是精神文明的大事，不是一时一地一事而是无时无地无事不系关改革。这是一个长期深入的社会大革命，不是一朝一夕一蹴而就的事情。这就要求我们将身边的改革投入宏阔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中去考察，去发见那奔突于中华大地上的潜在的时代 。适巧，这时当代改革进程中的“西部开发”则给当代文学创作于这一方面的主题发觉开辟了广阔的天地。《黑骏马》、《绿化树》、《北方的河》、《人生》、《布礼》、《夜与昼》、《老井》、《远村》等西部文学的出现乃至近年来风靡当代歌坛舞台和影视银荧屏的“西北风”，可以说是顺应了这一时代的要求的。它将现实社会改革和民族历史文化结合起来，表现出作为文学这一艺术形式的富于时代精神特征的犷悍美、雄浑美，而首先是悲剧美，并先期从社会习惯、民生民情角度对现实世界时代改革进行观照，甚至领起举国上下趋之若鹜于寻根文学的热潮。中国当代文学再也不是充斥着浪漫型思维和英雄诗意的集体意志的文学了，时代赋予作家以独立思考的权利。《钟鼓楼》、《小鲍庄》、《三寸金莲》、《野店》、《井》、《大林莽》、《木樨地》、《历史.土地.人》等领衔的寻根文学将当代文学的悲剧性思维升华到新的高度，并将其植入悠远幽深的民族文化历史背景。远古历史和近今时代文化文明同构于当代作家强烈的哲学器识宏观审视之下。在这些作品中，作家们以饱蘸忧患的笔触，“表现了一个个‘庄严的毁灭’——确乎使我们对古往今来的世态人情作一番历史的关照，仿佛在你眼前不断闪现民族的灾难，一出又一出悲剧，一篇又一篇大失败的记录……不但是万历、崇祯，不但是辛酉、戊戌，甚或叫人想起昨天的文化大革命。”
(4)作家站在当今时代的高度重新审视历史，进入了更深层次的质的意义上的哲学文化反思。这就是当代文学1985——1986年。86年末，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种哲学文化反思的文学潮头锐减，然而却在质的意义上出现了新的飞跃。《五色土》、《红高粱》、《古船》、《军歌》、《唱着来唱着去》、《送你一条红地毯》、《远去的冰排》、《瀚海》、《伏羲伏羲》、《白涡》等文化小说的不断问世即是明证。与此同时，刘索拉、徐星、韩少功、扎西达娃、马原、洪峰、祖慰、残雪、莫言等新派作家塑造了一大批“伊索寓言”或东方罗亨、唐.吉可德、戈多式人物形象，以奇诡、怪诞的艺术形式传达出“意识到的历史内容”
（5）从另一意义上通过别一种方式传递出作家于无可奈何中的形而上忧患意识，其中的“殇”文化情绪是不难令人感悟得到并为之惊叹的。再者，这一段时间，纪实文学、报告文学和新闻小说的崛起特别是苏晓康的《神圣忧思录》系列为代表的这一领域“忧思文学”作品相继发表，使“殇”文化这一文学思想特征日趋鲜明，直至前文列举的近一两年来以“殇”为命题标志的几部作品相继出台，中国民族历史表现在当代文学中的“殇”文化现象终于不仅从命题方式上而且就主题意义而言被上升到哲学的质的层次，从文学到艺术，到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统计学……哲学，其启蒙、发轫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新时期当代文学的历史即“殇”文化的历史。自七十年代末的伤痕文学起，从始至终伴随着反思性品格的忧患悲剧意识。其间，伤痕文学、西部文学、寻根文学、文化小说自不待言即是改革文学、现代派小说其悲剧意义——“殇”文化现象也是显而易见的。继蒋子龙、陈冲、李存葆、柯云路之后，再不见超前水平的改革文学的新崛起。富于意味的是，蒋、陈二位领衔作家首先从这一领地中下马：蒋子龙推出《燕赵悲歌》，陈冲则经营零碎篇什。而李存葆是本来就不应列入改革文学作家范围，《高山下的花环》也不单是反映新时期部队改革问题，倒是将读者的目光牵向大后方山东革命根据地的战争年代历史和老区人民的命运浮沉。《山中，那十九座坟茔》不啻当代文学组歌的一曲《国殇》！柯云路的李向南倒是大刀阔斧的新潮改革家，但仍跳不出官本位传统和封建晴天网络。改革文学的跌落是时代改革挫折的折射，这只有激起时代正视改革同时促进改革文学悲剧思维的成熟。就现代派作家而言，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韩少功的《爸爸爸》、扎西达娃的《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和《冥》，以及马原、洪峰、残雪、莫言、苏童等作家作品则以新巧的文学建构表现了或嶙峋峭拔，或清癯冷峻，或诙谐滑黠、或讥诮调侃的无可奈何、力避嫌涉的悲剧内容，无为而治读者，给人们以反面刺戟，异曲而同工。而阿城则熔传统现实主义与现代派表现手法于一炉，出世拔萃，道风仙骨，深得传统真昧，登造当代文学“殇”文化之极……
入则儒，出而道。形而上为道，形而下则儒（器）。儒道互补，相生相克，这千年摩擦百朝龃龉共同基于人与此岸世界之关系这个基点上。这个基点正是人类世界悲剧演进的“俄狄斯浦”情结。
（6）人类的发展就是就是踏着悲剧前进的。人与此岸世界之关系——悲剧是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如果说，宗教在彼岸世界把人应有的东西归还给人，那么艺术则在此岸世界把人应有的东西归还给人。”
（7）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即是此岸世界的宗教，它所“归还给人”的，即对于人的自身的悲剧性认知，并在此悲剧发见中求得生存与发展。据说，人类已经两次发现了自己。第一次发见：发见人是主人，不是上帝和上帝的奴仆。第二次发见：发见人又成了奴仆——机器的奴仆，金钱的奴仆，人自身的奴仆。而中国的第二次发见，主要是发见人的腐败，包括庞大的人素质低下的人口，教育的失策，高耗低效的工业，低物价高补贴剪刀差，能源原料交通紧张，铁交椅铁饭碗铁工资和大量冗员，无处不在的官本位……这积重难返的许多巨大包袱，使深入改革的步履沉重而踉跄。
（8）中国当代文学反思的“殇”文化现象则正是这种悲剧发见的心影。文学在失却“轰动效应”之后，而走向纪实文学、报告文学和新闻小说之崛起以及纯文学“向内转”回归自身均是这种这种悲剧的曲折反映。而前者之被指为“少文学性”、“不是文学”和“非驴非马文学”以及“对号入座”、新闻官司，和对纯文学的“象牙塔”、“贵族文学”之类指摘则更加深了时代的悲剧性，文学的悲剧性。“群众愿意跟随一个比他先进二十步的领袖，但是，如果这位领袖和他们相隔一千步，他们就会看不见。因而也就不会跟在他后面。而任何一个文坛海盗只要愿意就可以向他开枪而不受惩罚。”

共 6 74 字 2 页 转到页 【编者按】《“殇”文化：作为文学的反思》这篇文章以电影《河殇》发端入题，极其详尽的回顾了中国文化、文学的发展历程，历数了我国文坛之上出现的一些文学现象。特别是对于我国当代文学进行了认真细致地分析，明确指出，我国的当代文学，无论是“伤痕文学”还是“寻根问学”、“西部文学”或者一些其他思潮之下的文学，都是以“殇”文化为基调来创作、呈现出来的，并且指出，这种“殇”文化是在我们社会的官本位主义的影响下，在中国社会的某种传统思想的承和之下形成的，这些东西有时候是人类精神的一种牢不可破的枷锁，人们在这种枷锁里痛苦的反思着、挣扎着、反抗着。这种过程具有有一种悲壮的力量，也是“殇”文化形成的根源。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任何文学的繁荣与发展都与一个民族生存的深厚的土壤根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思想的相互碰撞、文化意识的相互碰撞，必有失落、痛苦的过程，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作家，在任何激荡的生活中都会有所思考，笔下都会有作品的反映。诚如作者文中所言，物质决定意识，文学是时代的反映。时代总是通过文学张扬起自己的旗帜。当代文学的“‘殇’文化”现象是当代社会改革倍遭坎坷、屡逢磨难的形象记录，更是中国古老民族三千年历史“殇”文化传统的现实写照。时代呼唤巨人，文学呼唤巨人，人类在寻找第三次发见，中国当代文学的“‘殇’文化”，作为文学的反思必将有力推动于时代历史，并以其悲剧思维的嬗递式飞跃和着时代变革的列车隆隆向前。此篇文章思路开阔，主题鲜明，论述有力，不失为一篇文论佳作。感谢作者赐稿山水，推荐阅读。【山水神韵编辑：九井居士】
1 楼 文友： 2014-10-09 10: 6: 5 文中内容详实，思考深邃，值得推荐阅读！ 走进柳湖，走进生活，沉浸在梦境之中。恬淡安静，关注民生，品味社会，让灵感插上翅膀。芜湖牛皮癣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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