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在两大文明的碰撞中

陈方正 / 三联书店 / 2009年4月版 / 68.00元

为何中国科学发展落后于西方？

以梁启超、任鸿隽、王琎、冯友兰等为代表的众多中国知识分子在五四运动前后提出来的这个大问题，折射的是在风雨飘摇、大厦将倾之际的疑惑、焦虑与不安。

而从更长的时间段看，17世纪耶稣会传教士东来、19世纪坚船利炮敲开大清国门、20世纪末期的改革开放与科教兴国，“中国与西方的三次相遇都牵涉科学”，而且在两大文明的碰撞中，西方始终凭借先进的科学稳占优势。

正因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上世纪五十年代李约瑟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出版给国人带来思想观念上的冲击。在李约瑟看来，在公元前一世纪直到公元十五世纪间漫长的1600年里，中国科技一直领先于西方。只有文艺复兴后，西方才反超中国，出现了现代科学。从李约瑟的视角看，问题已转向为“何以现代科学出现于西方而非中国”？

西方文明与现代科学

而在陈方正教授看来，探讨此一问题，关键在于“现代科学如何出现于西方”。陈方正的新著《继承与叛逆》为“李约瑟问题”提供了另一种全然不同的提问与回答:现代科学之所以能在西方出现，与西方文明息息相关。

在陈方正教授看来，当希腊文明走上数学与哲学传统之际，西方与中国科学的分水岭就已决定。

《继承与叛逆》厚达七百余页、涉及四五百种古今文献，是一部趣味横生的作品。全书将追溯西方科学传统的旅程分为三个时间跨度均长约七百年的阶段，即以希腊科学为主体的远古科学与古代科学、伊斯兰科学、包括中古与近代在内的欧洲科学。希腊科学与近世欧洲科学作为发生科学史上两次革命性巨变的重要阶段，所据篇幅自是客观。但以伊斯兰科学为主体独立出来一个部分，则得益于20世纪下半叶对伊斯兰科学与文化进行的研究中取得的不少重要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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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陈教授的批览钩沉、分析梳理，对“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问题的回答，可用“它是西方科学传统经历革命后的产物”一语概括。其中，西方科学传统的历史悠久、发展中心多次转移、与宗教关系密切以及两次革命性巨变的出现，是它最终能够蜕变为现代科学的四大宏观原因。而公元前4世纪通过毕达哥拉斯学派与柏拉图学园融合而形成的“新普罗米修斯革命”，以及以牛顿《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为标志的“牛顿革命”，先后确立了“严格论证”和“实验哲学”这些前所未有的科学观念、态度、理论和方法，亦即崭新的科学体系。现代科学的诞生，其实正是这样的一个传统与两次革命、一面继承与一面叛逆的两千年成长史。

以科学史关切中国命运

但陈教授的真正用心并不止于此。正如余英时先生在序中所说的那样:“作者笔下写的是西方科学史，心中关怀的却是科学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在陈教授看来，“西方文明的多元、异质、割裂形态对于其科学发展有决定性影响，故而也是了解其发展的关键”。换言之，无论是分析西方科学还是中国科学，都不得不正视科学史与文明特点、文化特征、民族特性之间的微妙关系。

李约瑟曾经感叹:“就技术的影响而言，在文艺复兴之时和之前，中国占据着一个强大的支配地位……世界受中国古代和中世纪的顽强的手工业者之赐远远大于受亚历山大时代的技工、能言善辩的神学家之赐。”吊诡的是，正是那些早已湮灭沉寂的雄大文明与卑小人物，才能不受固定地域和文化的桎梏，让不同的传统与文明得以融会贯通与传承发展；正是那些怀着强烈宗教信仰与宗教热诚的人所具有的“坚执不挠、百折不回的禀赋”，才避免了江山永固、万方安和的老大帝国固步自封与沉睡不醒，避免了以烦躁、短视、功利、浅薄的心态过分地看重此生。美国数学家、控制论创始人诺伯特·维纳说过:“科学是人生的一种方式，仅仅当人具有自由信念之时，才可繁荣。”当我们重温西方科学这两千年的成长史时，历史深处的这些叹息，我们真的听到了吗？

（实习：李明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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