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求索新的文学

众所周知，天下霸唱的代表作《鬼吹灯》曾风靡华语世界，之前的作品无一不是延续着古...

很长时间以来，刘心武与《红楼梦》这个标签一直形影不离，他并不抗拒“红学家”的头...

“江南三部曲”墨香正浓，其作者格非浅尝“如释重负”滋味后，便回到以前状态：抽烟思索，探寻文学突破口。

他说，对作家来说，完成了的创作是另一个创作的起点。“我要重新思考文学，希望能创作出‘新的文学’”。

“桃花”绽放 “新文学”入梦

暮春，《当代作家评论》与《作家》杂志组织20多位文学界专家学者 “解剖”《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

这三部书是格非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酝酿构思，经十多年写作完成的系列长篇。《人面桃花》绽放于2004年，《山河入梦》完成于2007年，《春尽江南》收官于2011年。三部书出齐后，有人要给它取“统一的名称”。格非说，“书中的人物和故事都取材于江南腹地，同时，对我而言，江南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名称，也是一个历史和文化概念。另外，我全部的童年生活，都在江南的一个村庄里度过。它是我记忆里的枢纽和栖息地。”把它们称作“江南三部曲”吧。

“江南三部曲”讲述清未民初、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及八十年代至当下，几代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生活及思想面貌，呈现了个体在时代剧变中的曲折命运和精神求索。

整整一天，专家学者轮番上阵，对“江南三部曲”品头论足，或称赞或批评，或质疑或建议。

格非置身其中，面无表情，一支接一支地抽烟。旁人不知他是在听还是在想，只能从他时不时拿起桌上的笔在纸上写点什么的动作中判断：好好坏坏的话很可能透过烟雾都贯入他的耳朵。不知他会作何反应。

最终，格非发言。“我觉得一个新的文学会到来”，“我自己希望重新思考文学，创作‘新的文学’”。

他认为，现代文学要有所改变。

他说，古代人的创作是在一种自由状态下的创作，李白、杜甫的诗，曹雪芹的《红楼梦》等，都是在自由状态下写出来的。这些经典作品，在当时是没有商品属性的。文学发展到现代，出现了版权法，进入了“市场”，文学作品相当程度上用经济价值来衡量，有很多人对这样一个时代的到来感到欢欣鼓舞。然而，人们逐渐发现，由于市场运行机制的回报或交换逻辑，文学受到了“伤害”。这是不可避免的。当写作者试图拥抱这个市场的时候，文学作品不可避免地有了商品属性。

格非坦言，对文学被市场操控、写作者向市场臣服这种现象，他感到恐慌。他说，因为市场可被人为控制，被市场认可的作品不一定是好作品。一些被市场热捧的作品，最大的功能是帮助市场或自身获利。

“络文学刚出现时，我满心欢喜，以为出现了一种可在自由状态下创作又能与读者便捷交流的‘新的文学’，没想到它也很商业化了！”

格非心目中“新的文学”是什么样的？

“回归文学的自由状态。”格非说，让创作者在自由状态下写作，文学去商业化，这不是件容易做到的事，短期内不可能做到，“但我希望有这种状态出现。”

格非说，他自己会做一些探索。“我会有很多想法，也可能在文本上做一些试验。”他透露，一些想法在即将发表的小说《隐身衣》中有体现。

“先锋”犹抱 “传统”揽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格非抛出《迷舟》、《褐色鸟群》等小说，亮出了先锋作家的光芒，成为当时先锋作家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格非如何看待当年的写作？

他说，年轻的时候对超越生活有兴趣，对现实生活没兴趣，专注于小说外在的形式与文笔。但“很多人，包括我的父母看到我的小说都很不解，说这是在写什么呀？”格非脸上露了点笑容，不过稍纵即逝。“我现在也觉得那时候的写作做作得有些过分。”

“ 5岁以后，对当时的观念有了彻底的改变。重读《红楼梦》，读出了很多东西，林黛玉、贾宝玉、探春，等等，大观园里的每个人都在规定的环境里生活，人物是真的，生活是真的，而宝黛恋爱是超越的、理想化的。”

格非从中感悟，芸芸众生，各有不同的人生际遇，如果把这种境遇感写出来，就是个好作品。“而且，我认为，要成为一个好的作家，先要描写好现实生活，再来超越。这如同人生，只有你经历了苦难，希望才显得珍贵。”

于是，格非对自己的创作进行了“补课”。他重读了中外名著，对社会进行深入观察，对人生作深刻思考，对写作做了调整。

沉潜十年后，他捧出《人面桃花》，又推出《山河入梦》，再产生《春尽江南》。文坛把这三部书视为格非从先锋写作转为现实写作的标志。

也有人说，“江南三部曲”依然淌着“意识流”、透着“先锋味”。

格非回应，回归传统写作不等于与先锋写作绝缘。要完全回到传统是不可能的。

在他看来，好的小说一定是对传统的一种回应，“很难想象一部好的作品跟传统毫无关系”，同样，好的作品需要开拓，“好小说需具备对传统的再发现和再创造，两者兼备是伟大作品的条件”。

他说，“我觉得先锋性也好，对形式的探索也好，这个过程不应该结束，一代一代作家去开拓，使文学创作手段更加的丰富。”

格非透露，写“江南三部曲”时对自己青春年少时犯下的错误(过分追求形式和文字的眩目)作了补救。

“江南三部曲”里很多细节是真实存在的。格非不是专业作家，清华大学教授是他的重要身份，上课、带研究生，一样也不能少，挤出时间创作已不容易，他是如何掌握到社会生活细节的呢？

“我多次回到我的老家了解生活，也访问了很多的人，比如说律师，我原来不了解律师的生活，我去了很多律师事务所，了解他们怎么打官司，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通常怎么处理等。”

不趋“时尚” 推崇“精英”

外表朴实的格非，骨子里非常清高，对文学的要求尤其严格。

格非主张作家应不与“时趋”一致，与时尚和流行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作家才能保持尊严，文学才能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他说必须认真对待“为什么要写作”这个问题。

“我认为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员，除了要开风气之先，还要挽救风气。” 作家不“趋时”，才能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作出清醒批判。“我到三十多岁认真研究了中国文学史后才开始明白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像鲁迅、沈从文这样的作家，他们写作实际上也是为了纠风气之偏。”

在格非看来，现在的文学风气受时趋的影响太大。越来越多的人把写作和版税和知名度、曝光率联系起来，一夜暴富与写作联系在一起，“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经常有娱乐版的采访我，我感到很无奈。我认为，作家上娱乐版，这是文学的悲哀。”格非说，“传统意义上，文学的功能，一是教化，二是审美，三是娱乐。现在，哪一个功能都已经不属于作家了。”他对此感到悲哀。

格非认为，现在社会上“利益化”很严重，出书要炒作，追求销量。这种情况下，作家开始变得要迎合读者。这是作者的不幸。

他提出，有时候，作家可以卸下作家的身份，以知识分子的立场加入社会活动，以知识分子的良知，做很多与文学没有关系的事情。比如，教育、环保或乡村社会重建等。

关于作家的职责，格非赞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观点：作家首先必须精通现实，洞察社会，描述你所处时代的真实，如果写作脱离了现实是非常可怕的；其次，作家要精通“魔法”，你要有形式、有方法把你看到的现实表达出来，让作品有可读性。

他认为，一个作家要精通现实，洞悉社会，首先要有 “逆趋”精神，手中的笔不能跟着时尚和炒作转，这样，作品才有意义，文学才有前途。

花费十多年心血，“江南三部曲” 终于交给读者。“我现在可以去写别的东西了！”格非说自己有很多东西想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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