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批判和汉字之劫

文章来源:中山文学网  |  2019-10-22

《庄子》书中,借盗跖、满苟得等人之口,曾经把儒家学说批得体无完肤。实际上,自儒学产生后,批驳之声不绝,比如明代的阳明“心学”、“五四”时期的“砸烂孔家店”、文革后期的批孔运动等等。也难怪,任何道德说教都有自己的弱点。作家王蒙说:“儒家讲的东西,合情合理,天人共悦,但为什么发展到清末民初,社会风气会堕落到那般田地呢?不用抬杠,你看看《红楼梦》就都明白了。”

春秋时代的诸子百家中,儒家和法家的学说都曾经为后世统治者御用。法家讲求运用权势压人、权术驭人和赏罚行止,秦代将其用到极致,终因“仁义不施”,二世而亡。到了汉武时期,采纳董仲舒的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学加以修正,成为中央集权之意识形态。然而在当权者心中,仁义道德都是用来要求别人的,而自己暗中行的都是王道、霸道两手,即儒术和法术并用。表儒里法,是后世治国的秘诀。

汉武之后,儒学对巩固统治地位,维护社会稳定等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但是对于思想文化的桎梏也是无可辩驳的。于是就有了明代中期的阳明心学和异端思想。阳明先生王守仁针对当时思想界的沉闷无新义、无超越,缺乏自觉、自由思想的状况,主张人们拒绝拜倒在圣人脚下,而要把自己的“心”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追求思想自由和博爱主义。然而,任何一种主张都不应趋向极端。王阳明在论证“天下无心外之物”时,甚至说深山的野花树木在你见到之前,是不存在的;见到之后才知它们不在你的心外。在他之后的诸人如李贽等则走得更远,认为各人心中自有是非,不必以孔子、朱熹的是非作为自己的是非,难道孔子之前的人就不能做人了吗?他们把这种观点发挥到了极致。

依照王阳明的深山野花论证思路,我们每个人都未曾见证过父母的婚姻和生育,是否就可以不承认他们是自己的父母,我们每个人都未曾见证过历史,是否就可以否定历史存在呢?孔孟朱子之学虽然也是由他们的“心”之所得,但也是对众人共同的是非观念的总结。他们千百年来受到推崇,不是“专制、盲从、迷信”所能够简单解释的。后人只有弄懂他们的理论才有资格褒贬。阳明心学是为了对抗僵化的思想,打破万马齐喑的文化气氛令人感叹;敢于质疑和求证古人、名教的不足令人钦佩。但凡事不可偏激、极端,不可随“心”所欲,刻意一反古人的是非。否则,一人一种是非标准,大家都各行其是,必然造成混乱。或者顺我者是,逆我者非,岂非又是另一种思想禁锢。

二十世纪初,出于对儒学推崇的“封建礼教”桎梏人们思想的痛恨,险些导致汉字的陨殁。那时不少文人认为孔教是国运衰微的祸根,1918年钱玄同首先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中提出:“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被称为民族脊梁的鲁迅说:汉字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是劳苦大众身上的结核,倘若不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去死。文人政治家瞿秋白甚至说:“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茅坑。”呵呵呵呵,他们在写这些话的时候,依然用的是汉字。

胡适对废除汉字的态度比较温和,他认为要慢慢来,先把汉字变为白话文,再消灭汉字。原来首倡白话文的初衷却是要废除汉字!我们要感谢胡适这个权宜之计,他的白话文运动不仅使文化走近平民,也无意中使汉字爬出了“中世纪茅坑”。

钱玄同、鲁迅、陈独秀、瞿秋白、胡适,这些民族觉醒者把对封建专制文化的憎恶迁怒于汉字,从而致力于推广罗马汉语和拉丁汉语,实现汉字字母化(如越南文那样四不像)。不知他们有没有想过用洋文写文章,来教化和唤醒民众反对中国的封建专制。正是民众的“保守”和“不合作”拯救了汉字。那些顶级的汉文化精英们都未能废除汉字,可见汉字根植于民众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共 1491 字 1 页 转到页 【编者按】文章讲述了儒学和汉字发展历程中经历的曲折,先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然后又是王阳明等对抗儒术,从作者的文章来看,反对的不是儒术问题,而是面对的态度错误问题,可是为了达到目的,不惜全盘否定儒学,这就像对待汉字的态度一样,这种做法也是不可取的。五四文化的先驱们为了推翻“封建礼教”,不惜要废除汉字,看来他们不是要真正废除汉字,而是要汉字承载起一种新的东西。从作者的文字里,我们看到了社会发展进程中,文化革命的斗争的尖锐性。同时,文章也告诉我们,对待文化领域的一些东西不能走极端,文章结尾还含蓄地告诉我们,文化领域的斗争最终会形成一种新的文化现象的出现。文章写出了值得我们思考的诸多东西。【:春雨阳光】

1楼文友: -26 16:07:41 儒学和汉字的最终存在,我们得感谢这些批判和斗争,感谢两种力量,一种力量让它们进步,一种力量让它们存在。 语文教师

回复1楼文友: -26 16:21:2 春雨老师的评述更加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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