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文学的四个关键词

善 根

上个世纪末，我在为一位友人的小说集写序时曾提到“善的力量”，并预测，“再翻过一个小山岗，就可以看到新世纪的曙光了……当善的曙光初现，善也许会成为下一个世纪里人们普遍关心的话题”。

我这样预测是因为，我们的精神家园确实有些荒芜了。大街小巷布满了森严的防盗铁，恍若动物园大扩建。从官场到民间，腐败在蔓延，道貌岸然背后的阴毒、贪婪和无耻见得多了。报载:有人在哄抢死难者的财物；车箱内恶人在抢劫、强奸……那么多人竟都成了敢怒不敢言的看客。有人甚至断言，中国只有牺牲掉一代人才可能富强。

在有些人看来，贫穷引发的瘟疫只有用富足去遏制，理想的善有时恰恰需要通过现实的恶为自己开辟前进道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千差万别的个体的“恶”会集结成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否定“恶”的合力，不充分的现代化带来的弊病只有充分的现代化才能克服，进步总要付出代价。但“牺牲一代人”这样的代价也太可怕了。更可怕的是一些作家作品中随波逐流的泰然与冷静。

新时期的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为建设现代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而进行的善的耕耘，应该说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是事实。但近年来不少文学和影视作品中，心理阴暗、格调灰暗、前景幽暗却也是不争的事实。反腐败成了展示腐败、揭示人性成了展览人欲、张扬个性成了展露极端个人主义……在物欲、 泛滥的夜色中，荣辱观的错乱显示着善的迷失。对此，时有“解构崇高、”“解放压抑”之类宏论唱和，这无异于将“个人化”推向“猿人化”的深渊。有些不愿随波逐流者则在自家书房里“坚壁清野”——惟恐那些不良读物让自己的子女读到。且不说助长罪恶的罪恶，是否还可以说，这种对罪恶的漠视也是一种罪恶呢！

应当对有着父亲和母亲身份的作家提出基本的要求：设置层层栅栏、给恶贴上耻辱的标签，让恶像老鼠不能招摇过市，一步步显示善的力量，以“救救孩子”，减少我们的代价；还应当对有着知识分子身份的作家提出更高要求：即使不能根除也应当扼制恶的自由横行，举起森林般的笔，筑起绿色长城，向所有的阳光下的罪恶说“不”！以此推动历史的进步。

也许有人会说这类善的说教，无助于提高文学的审美品位和艺术的魅力。其实，这是对“伪善”的因噎废食。仰望星空，那里有许多先辈大师闪烁着“真、善、美”的光芒，穿过时间的浓云，吸引着一代代人的目光。鲁迅就是其中的一位。鲁迅的许多作品中其实并没有什么崇高的英雄人物，但却有一种深沉的内在的崇高力量牢牢抓住你，使你不得不为之倾倒。我想，这种力量来自作家自身的人格。正是这种作家人格的善的魅力影响着并在一定条件下决定着艺术的永恒魅力。

静心聆听:留住文学的善根；这是来自无垠星空的庄严命令，也是人类世代发展的永恒需要，更是文学获得艺术魅力的内在要求。

故 乡

在漫漫的人生长旅中，人们会时常回望那迷失在烟雾中的故乡。

夜深人静，文学的命运发人沉思。我们的文学是否也迷失了故乡，像在异乡的流浪儿。如今，被边缘化、陷入低谷、举步维艰的文学期刊这类话语包围着的文学将如何度日？就像安泰离开了大地，就失去了力量，自诩为人类建造精神家园的文学，自己却迷失了故乡，从而失却了最原始、最炽烈、最珍贵的文学创作冲动，代之的是种种不可告人、难以名状的躁动。于是，文学的窘境就不可避免地降临了。

文学的故乡是每个作家精神之河的神秘发祥地，对它的从不自觉到自觉地感悟关系到作家艺术生命的长短高低。中国的水乡小镇绍兴、拉丁美洲的一个在泥沼深处的叫马孔多的小地方，对于鲁迅和马尔克斯，无异于整个大千世界上的最亮点，因为那是他们独特的文学存在方式的最佳对应点，是深深烙印着他们的灵魂的独特领地。

近年来，湖北作家陈应松的大步跨跃引人注目。作家张炜认为：“陈应松写神农架的小说，是我所看到的当代最有魅力的文字之一。”虽然，神农架不是作家陈应松严格意义上的故乡，但他神农架之行后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从而打开了上升空间。其系列小说甚至引起了“领跑湖北”的赞誉，这应视为一次成功的文学还乡。尽管现在已在谈论“后现代”了，但无法改变我们正处在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前现代”的事实。正视这个事实，就必须重新审视“乡土”在整个中国文学版图上的地位和分量。陈应松的睿智在于他发现了远离城市浮华的神农架今天的独特价值。原始乡野的与现代文明的双向对流和碰撞引爆了他崭新的不可抑制的文学创作冲动，成就了他独特的审美感知方式和表达方式。神农架是他历尽艰辛寻找到的心灵的故乡。

还乡不是重归老路，而是在与现代生活进程逆向中发掘更高层次的美，是从更高历史阶梯重返故园的上升螺旋，是文学自我重塑和再生的捷径。

我喜欢西多朗的音乐。他以博大的情怀在最现代的电子音乐中融入最古老的大自然的风声、涛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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