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烟市卖鸦片体系

日本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奖是“芥川奖”和“直木奖”，今年下半年的“直木奖”（第一五三届）由台湾作家王震绪（笔名东山彰良）获得。

台湾作家王震绪（笔名东山彰良）获得今年直木奖，图为获奖作品。

日本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奖是“芥川奖”和“直木奖”，今年下半年的“直木奖”（第一五三届）由台湾作家王震绪（笔名东山彰良）获得。这是继杨逸获得芥川奖（二〇〇八上半年）之后，华人社会中一件不大不小的新闻。

创立于一九三五年，为发掘并培植文学创作者而设立的这两个文学奖项，除了二次大战前后中断四年以外，每年举办两次（即上半年、下半年各一次），已培养无数文学作家。由于这两项文学奖的设计有良好配套措施，加以社会上（尤其是广大读者）的支持，自然就产生了无比巨大的影响力，这不得不令人感佩文学奖设置者菊池宽的高瞻远瞩。

“芥川奖”和“直木奖”的选拔对象并没有限制作者的国籍，只是评审文章限定为日文。此前，一位旅居日本的伊朗女性席琳曾入围二〇〇九、二〇一〇年的芥川奖候补作品，但最终未能得奖。

顾名思义，“芥川奖”与“直木奖”是菊池宽为好友直木三十五、芥川龙之介而设立的文学奖。此种“一鱼两吃”的文学奖项乃出自文学作家兼具企业经营才华的菊池宽（《文艺春秋》创立者）的卓越构想，至今已发挥了预期的社会功能。

芥川龙之介、直木三十五两人都是菊池宽在文坛上的好友，却都短命。芥川活了三十五岁、直木活了四十三岁。直木三十五本名直木宗一，一八九一年出生于大阪市内。于三十一岁时取笔名直木三十一，次年改名直木三十二等，于三十五岁固定了直木三十五的笔名。

直木三十五一辈子都是一名落魄文人，不会营生。他出生在一个贫困家庭，父亲经营一家二手货小店，收入微薄。直木初中毕业后曾短期担任奈良的小学代课教师。他虽然成长在恶劣环境中，却胸怀大志。二十岁离开大阪前往东京投考早稻田大学，从此展开他错综复杂的一生。

由于家中无法供给太多金钱，在东京的时候他和友人藤堂共租一个小房子，每天省吃俭用，过着苦日子。不久，故乡大阪来了一名比他大几岁的女子佛子寿满投靠他，于是吃饭又多了一张嘴。（两人同居至二十八岁时正式结婚，但四十二岁时离婚。）

学校方面，个性上不能专致一事的直木三十五，几乎是一曝十寒，只挑选特别有兴趣的课，大部分时间都做些杂七杂八的事，因此也没能拿到毕业证书。

为了讨生活，他做过日本药剂师会的文书人员，也曾在新兴美术社当编辑，并且办了一份《新兴美术》月刊，后来又创办《主潮》。在此前后，与同好创立“春秋社”、“冬夏社”，但都没有成功。

直木三十五的文学创作在他三十二岁时（一九二三年），进入比较稳定的状态，主要是好友菊池宽创立了《文艺春秋》月刊，他获得了稳定的发表园地。

翌年，《苦乐》创刊，他开始写以“复仇”为主题的小说（后集结成《复仇十种》），陆续又有《新作复仇全集》（第一卷？第二卷）以及其他文学、戏剧作品。但直木三十五成为文坛新星已是三十九岁，他在《大阪每日新闻》连载的《南国太平记》大受欢迎，奠定了他文坛上的地位。

之后，他写过历史小说《楠木正成》、《足利尊氏》、《复仇净琉璃坂》、《黄门回国记》，也有《科学小说第一课》、《近藤勇与科学》等类似推理小说的作品。

一九三四年二月，直木三十五因罹患脊椎病变入院治疗，半个月后因引发结核性脑膜炎并发症而去世，在世四十三年。

芥川龙之介、直木三十五两人都英年早逝，为怀念好友，并促进文坛的发展，菊池宽于一九三五年设置了“芥川奖”、“直木奖”。前者以纯文学为对象，后者以通俗文学（大众小说）为对象，但长期发展下来渐渐难以明确区分。目前，奖品是特制怀表一只（表示珍惜时光），奖金日币一百万日圆。

菊池宽虽已逝世多年，但他设立的文学奖效应大抵是成功的，未曾衰落。亦即，得奖作在他创办的《文艺春秋》及《全读物》发表（该期可再版三四次），随即发行单行本（不限于同一出版社），并选择性地代为交涉拍成电影（由同一企业系统的“大映”负责），这一来作者不仅名利双收，更可以靠获得的奖金从此专心写作。

在社会资源的配合下，浩大的记者会（在帝国大饭店等场所来了各种媒体记者上百人），其大阵仗有如日本新内阁成立之架势。更重要的是，得奖者被日本文坛认同，连往年已发霉的稿件（或打字稿）都可以大大方方地出清。

直木奖也曾出现过几乎与电影明星一样走红的作家：五木宽之（一九六六年下半年）、野坂昭如（一九六七年下半年）、山田咏美（一九八七年上半年）。这几位俊男美女在媒体大出风头，不过他们也都是量产的名作家。

倘若从作品的“质”和“量”来评价的话，如同芥川奖之有松本清张，直木奖应该首推司马辽太郎。

出生于大阪的司马辽太郎（本名福田定一），大学毕业后曾在报社工作，三十七岁那一年（一九六〇年）获得直木奖，翌年即辞职专事写作。

司马辽太郎得奖前虽也曾写了一些作品，但有了“直木奖”的光环，便开始有了爆发性的作品生产，截至去世（七十三岁，一九九五年）为止，其作品以人物传记、游记、文化评论为主轴，以实际出版品计算，小说有六十三种、散文二十三册、游记四十三册（含《中国·江南》、《台湾记行》等），其余尚约有五十册。历史人物从古代的空海，写到近代的坂本龙马、西乡隆盛……

就作品的数量而言，在同一世代中大约只有芥川奖得主松本清张一人可以相比较。就作品内涵而言，如同作家森村诚一所指出的，松本清张的读者以社会中、下层人士为主，司马辽太郎的读者则以上、中层为大宗。

司马辽太郎逝世之后，其家属更斥资在大阪兴建了规模宏大的纪念馆，继续扩散司马文学的影响力。

直木奖得主的山崎丰子（一九五八年上半年），当初作品并没有太多正面评价，但后来她揭发许多社会问题，使她成为一名重要作家。她在《暖帘》中描述的大坂商人的“商魂”，更是经典之作。另一名女性作家宫部美幸（一九九八年下半年），得奖后所写的历史小说成就也十分惊人，几乎每一部都成为畅销书。

华人得奖者邱永汉（一九五五年下半年）、陈舜臣（一九六八年下半年），虽然以日文写作，但两人拥有的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也颇能给写作生涯大大加分。

直木奖、芥川奖对日本文学发展的贡献是无庸置疑的。从其他不同角度来了解直木奖，也许有其他意义。首先是女性的社会地位问题。在直木奖一百六十八位得奖之中，女性只有三十三人。而且集中在七十年代以后，可见女性作家之抬头稍晚。（根据《芥川赏·直木赏一五〇届全纪录》）

如若将三大名校单独列出，其人数为：东京大学1 人，庆应大学14人，早稻田大学 5人。三所大学共占六十二人。其中又以二〇〇六年直木奖、上半年的芥川奖得主三人都是早稻田大学毕业生，简直成为早稻田的文学奖。一九八七年上半年得奖者的白石一郎，二〇〇九年下半年得奖者白石一文，两人是父子，也都是早稻田大学校友，堪称一段文坛佳话。

综观直木奖的发展过程，如同芥川奖一般，两个奖项在文坛所起的带头和催生作用绝不可小觑。况且，自一九三五年创立以来，一直持续举办；尤其是评审过程给予社会上公平、客观的印象；在上百种文学奖的日本文坛中，它早已成为一般人进阶职业作家的文化阶梯。（文/林景渊 台湾作家，学者，著有《读书物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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