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贾平凹与陈忠实br说陕西文学

一、贾平凹与陈忠实
说陕西文学，贾平凹和陈忠实是绕不过去的两座大山。此二人，乃陕西文坛的绝代双娇，双峰对峙，陕西文学之有贾平凹和陈忠实，就如同大唐盛世之有李白和杜甫。
对于贾平凹这样的巨大存在，这三个字已经承载了太多的意识形态，许多也远超出文学范畴。这里只略提一点：有人说贾平凹是中国农村题材小说写得最好的作家，农村题材小说写得最好。言此语者，如果他不是出于为了过分褒扬的目的，就是他不懂中国当代文学和中国当代农村的现状。可以说贾平凹在写农村题材上比较另类，他是以文人眼光来写农村，在文本上具有很强的主体意识和美文意识。
现在被认为是贾平凹最好的作品的《秦腔》，小说名为秦腔，很大气，但却和小说的具体内容在精神气质上并不协调。秦腔二字在小说里，既是众所周知的地方剧种，更是陕西方言，以语言来写生活，语言的作用在这里被放大了。小说以流水般的语言来涵盖乡村无序的真实的生活。这里可以说是语言的一地鸡毛，语言的狂欢化。在这一点上，当年女作家林白的长篇小说《妇女闲聊录》，也是想以琐碎来取得大气的效果。二者相比，我以为《秦腔》并没有比《妇女闲聊录》更成功，甚至没有后者大气。
《秦腔》并非贾平凹最好的作品，他最好的作品还是那部饱受争议的《废都》。一个作家的创作能力也总是有限的，正如巴金最好的作品说到底还是他三十岁时的《家》，以后六十多年并未写出超越《家》的作品。这是由许多未知因素决定的，非人力而能为。要说贾平凹最好的农村题材小说，要算是二十多年前的《浮躁》，当时的文学环境，当时正是社会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期，也是文学的好时期，农村精神面貌蒸蒸日上，作者本人也正值创作的青春勃发期，各种因素决定了《浮躁》成了他农村题材最好的作品。这部小说既有时代精神面貌，充足的社会生活内容，又有作者的山水灵性地域色彩，鲜活的乡土气息。这些因素都呈一种乐观向上的艺术氛围。而到了《秦腔》，文学在社会生活中边缘化，乡村生活凋敝，以一种悲壮的心绪来写“乡村生活纪念碑”。经过二十多年的历练，文学的技术性手段当然更会精熟，但他与真正的农村可以说又远离了二十多年。比如小说中许多细节很逼真，但更多的只是“形似”，而非“神似”。能之者不一定是知之者。贾平凹的乡村，只是他的精神沃野，如同庄子的“壕梁”，是供其精神高飞场地而已。小说中表现出浓厚的禅道思想，无为而无不为，现时就是一切。这实际上是一种消极因素，特别是在面对大的社会性题材时，这样的思想显得纤弱。我曾很欣赏这部小说的题目，很大气的小说题目下，内容却这样琐碎纤细，试想一下，如果陈忠实的《白鹿原》改名为“秦腔”，也是恰当的，甚至在精神气质上更好。只能说贾平凹是矛盾的，既大气又纤弱。作者在写《浮躁》时，说过他以后要多用减法。这是作者对艺术的顿悟，但到了写《秦腔》，他又大用加法。当然，此一时彼一时，也属思想上的移步换景。现在的大用加法与当年的同样大用加法，实为见山见水那个禅宗公案的第三重境界，貌相似而质不同。以我来看，仅就陕西来说，写当代农村题材小说最好的，要算是冯积岐。陈忠实的《白鹿原》很好，但那是历史。我对贾平凹是这样定位的：当代中国农村出身中最有成就的作家，他是以复杂，博杂取胜的，他是以一种对文学的全面把握的综合能力而雄踞文坛的。他此次获茅盾文学奖，实际上可以说不是奖给他《秦腔》的，而是奖给他所有作品的。贾平凹是才子型，陈忠实属思想型作家。作一个蹩脚的比喻：如果说贾平凹是农村乡贤式的文人才子，那么陈忠实就是乡村智者，能人。前者会受人尊敬，但不免会让一些人敬而远之，而陈忠实会从精神气质上更了解农村，具有更大精神号召性，会更让农民觉得贴心。对于陕西文学来说，贾平凹和陈忠实确有某种互补性：一个多产，一个高质；一个是文人，一个是智者；一个有南方山清水秀的婉约，一个有北国高原粗犷豪放。
陈忠实五十知天命之年写出的《白鹿原》，是当代中国少有的几部能光耀后世的长篇巨著。具有世界眼光，中国气派民间智慧，可谓博大精深。能享誉此四字的当代作家能有几人？陈忠实《白鹿原》之后再无长篇小说，一时还成为人所垢病的话题。这让人难以理解，一些所谓作家文字垃圾之多而不去指责，反而称其多产“著作等身”，此所谓文坛之怪现状之一。多产的天才总是极少数，比如贾平凹。艺术本质是唯质论的，质量是其第一生命力。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坛，巴尔扎克以多产著称，近百部作品描绘了上万个艺术形象，作品可称浩如烟海，其作品组成了一部欧洲资产阶级社会的“清明上河图”，人物辐凑，如过江之鲫，他如橼之笔写了部法国历史。而斯汤达相对作品不多，以一部《红与黑》，可以说高度概括了法国的历史，精雕细刻了主人公于连这个人物，这个人物身凝聚的社会生活和思想内容之丰富之广阔，并不逊于巴尔扎克近百部作品，可谓异曲同工，他写的不是“清明上河图”，而是精心制作了一座坚实的雕像，起到以少胜多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贾平凹和陈忠实就是当代的巴尔扎克和斯汤达，他们以各自的多产与深刻，成就了他们的文学事业。
对于陈忠实，他没有写当代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确有些未尽其才，很遗憾。当他读冯积岐的长篇小说《村子》时的惊喜，还没读完就连夜给冯打电话表达兴奋之情，之后他给《村子》写的评论，一看就是行家里手。试想一下，如果他也写当代农村题材小说，绝对是农村题材小说中一流作品，那将是陕西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的幸事。不过，对一个作家来说，一生中能写出《白鹿原》这样的作品并流传后世，又复何求？
二、冯积岐与红柯
冯积岐与红柯，两位现任陕西省作协副主席，恰好都是宝鸡岐山人。一个县同时培养出两位省作协副主席，这看似偶然现象，是否也与岐山为周秦文化发源地的数千年余脉有关？
冯积岐与红柯两人年龄相差近十岁，仅从年龄上看，他们算是分属两代作家，可他们现在都正值创作旺盛期，他们现阶段的创作成绩都很突出，在陕西省内如双峰并峙，成为抢眼的中青年实力派作家的代表。红柯艺术创作之成熟之程度和趋势，似不减当年陈忠实贾平凹那一代的作家。而冯积岐可以说是大器晚成，正当壮年之时的创作的 与成就，让人感受到他文学艺术的青春活力，艺术创造力的精神年龄和他的生理年龄相差明显。
简单地，红柯是浪漫主义，而冯积岐是现实主义。红柯有十年生命中最宝贵时期的新疆独特生活体验，西域粗犷雄强的风土人情熏染，所以他的作品中有伊斯兰文化中雄强而张扬的生命性，伊斯兰文化气息很重。而冯积岐家乡陕西关中农村底层自学成才，相对中庸平和的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对他影响很大，结合自己乡村人生体验，对农村普通下层人的命运关注和对苦难的切身体会，加之他对西方现代派文学有过海量的阅读，他的作品也包含有西方欧美的基督教宽容悲悯人道主义情怀。
红柯专心于写作，书斋加学院式的相对安静的生活环境，使他很少分心社会事务，他浪漫而艺术性人格得以在优裕的生活环境中以文字去沉甸。所以他的写作是“向内”的，十年新疆生活体验似乎够他写一辈子了，他只要不断向自己的记忆，自己的内心掘进，总会挖出艺术的清泉。而冯积岐早年就有复杂的底层打拼经历，成名后还常有挂职地方性官员的行为，既参与社会现实生活，又为创作积累素材，即使定居大都市，也不失农民本色，常回乡与农民“把酒话桑麻”，切身体察农民的民生疾苦，农民农村生活和现实生活，可以说是他创作的源泉。加之他也肯多花时间与精力多对年轻作家的奖掖提携，参与文化社会活动等，所以相对可以说他的写作是“向外”的，他的写作需要向广阔的外部延伸。
在陕西的小说创作上，冯积岐和红柯他们二人都有很强的文体意识，他们虽然在长篇小说创作上都有成就，但都仍然重视短篇小说。对于短篇小说，他们二人都有深刻而独特体会。红柯说“短篇写艺术，中篇写人生，长篇写世界。”“写短篇就如同写小楷，比拿着大拖把写大字要难很多”。而冯积岐也认为：“短篇小说是最不能藏拙的文体。”有成就的一线作家都把精力放在创作长篇小说上，而冯积岐依然很有定力地创作自己的短篇小说，这是一种艺术定力，一种在文体意识上的境界，长短只是外在形式。他说过一段话“对于短篇小说，我还是放不下，像瘾君子上瘾一样。操作短篇，乐此不疲。我尝试用多种手法练习短篇：写实的、虚幻的、荒诞的、象征暗示的、意识流动的，包括多角度叙述多线条叙述，多人称叙述，等等手法我都操练过。我没有把自己固定在一种模式中，也固定不住。我的写作和读书一样，喜新厌旧。我读了川端康成，又去找海明威；读了海明威，又去读福克纳；接受了福克纳之后又爱上了加谬。尤其是乔伊斯、鲁尔夫、厄普代克、波特、卡佛们的短篇常常令我激动、钦佩、向往。”这一段话足见他对短篇小说感情之深。可以说，他把写短篇小说当作为长篇小说的训练，同样也可以说，他把写长篇小说当作是为他短篇小说所作的训练，这两种体裁他同等重视。但从作家个性上说，他是那种轻灵活泼的才子型人格，艺术气质决定了他更适合于短篇小说创作，写长篇小说往往带着滞重的使命感也不符他的个性，而写短篇小说让他感到享受，感到游刃有余，艺术构思可以自由驰骋。事实上，冯积岐的短篇小说创作取得了更突出的成绩，他的短篇小说炉火纯青，他本人甚至已经有了“短篇王”之誉。至少在陕西省这个称号是名副其实的。
冯积岐写短篇小说，也与他把太多精力放在关注现实生活上也有关，纷乱如一地鸡毛的现实生活，必定要分散消耗他的精力，短篇小说于是就是他对世界化整为零艺术关注，虽缺乏长篇小说那样的力度，却也有活泼、及时、四两拨千斤以少胜多的优势。相对之下，红柯的学院身份，可以使他有更多整块的时间来从事他的长篇巨制。红柯曾几数入围并取得鲁迅文学奖，也两有两届入围茅盾文学奖，而即将举办的最新一届茅盾文学奖他又一次入围，其长篇小说《生命树》已经被有关评论家认为是获奖热门。而冯积岐的长篇小说其中《沉默的季节》与《村子》，特别是后者，者完全具备摘获茅盾文学奖的实力与资格，却由于种种因素而未能得到应有的荣誉。似乎他还很少获全国性文学性，这与他的文学实绩很不相符。这是我们当前的文学环境所致，但也与文学自身的复杂性不无关系，文学毕竟有见仁见智等不确定性。表面上看，冯积岐与红柯二人相比较，更年轻一点的红柯取得的文学成就更大，这似乎是明显的事实。其中有复杂的客观因素，当前中国复杂的现实有如酱缸，而红柯的小说西域题材避开了复杂的中原文化而剑走偏锋，是艺术对现实的规避，也可以说取巧。这种取巧有其艺术上的客观的“成功捷径”，有其合理性，也但有其主观思想的软弱性。长期依赖于这样的独特题材，它易流于为艺术而艺术，把宽广的文学世界化为一己的精神游戏，逐渐远离现实生活，让文学失去干涉现实生活的强度，真正让文学边缘化。文学属于精神世界，但个体作家的文学精神如果完全脱离本民族而偏求于别样文明，像红柯这样，对伊斯兰文明顶礼膜拜，脱离自身的生存环境，即使他在精神领域取得了一定成绩，也可能只是局限于小众，不是大境界。而根植于本民族文化基础之上的放眼与取法异域文明，可能更为合理。作家要有深刻的宗教意识作为终极信仰支撑，这是应该的，但，这信仰应该以一种“泛宗教”形态出现，而不是把自己捆绑于某种实际宗教之上，把自己的心灵交出。大作家应该有一点创立学说，自成体系的雄心，至少应该是独立知识分子，有自己独立的思考与内心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说，较之题材上取巧于异域文明的红柯而言，冯积岐的写作更为坚实。他所欠缺的是坚实之上的一点升华和文学之外环境意义上的“机遇”等。当然，陕西作家中缺少学者型作家，缺少独立知识分子这种较普遍现象，也并没有在他们二人身上有很大改观，他们身上那种常见的立足于现实的情感抒发型创作形态，仍然很重。所以说要比较二人的文学成就，还为时尚早。文学自身的复杂性和无穷神秘性浩瀚感，足以淹没任何浅显的结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二人都在文学探索的路上走了很远，做出了可贵而骄人的文学实践成绩，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人们也有理由期待他们取得更大的成就。
三、安黎与孔明
安黎与孔明，对于二位以散文见长的作家来说，简言之，安黎是情感思想型，孔明属才子型；孔明的文章以文采见胜，而安黎以思想擅场。二人的散文作品，也可以说很好而显明地诠释了中国文学的两种路径：“言志”与“载道”。
孔明的散文自然归于言志派。孔明的写作专注于散文，几乎不涉及其它文体，甚至有朋友私下批评他：“二十年前写这样的文章，二十年后还写这样的文章。”似乎是责其不写小说之类。而他自己则不愠不火地弄他的散文，似乎他所有感情，所有文学冲动，均可以散文出之，无事不可入散文。可以说他把对文学的感情全倾注到散文上，用情专一，不见异思迁。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他的笃定，在文学创作上也算是一种境界：体裁样式之差异，也不过是文学外在东西，属于器而非道。他曾表示过他不喜欢“散文”这个名称，他更喜欢用“文章”这个中国古代大的泛称概念。此也可看出他的文学情怀之宽广，远非散文一体所能拘束。而安黎的本职是散文编辑，除了散文之外，对小说还比较着力，有多部厚重的长篇小说问世。而他的散文，则像是工作和小说创作之余的生活与精神的记录，不刻意于散文写作，散文只是“载道”的工具。但这也许正是散文的正途。

共 9228 字 2 页 转到页 【编者按】本文作者向读者详尽地解读了陕西作协各位大家的作品和其个人的创作风格，非常专业，我作为一个新人，能够与各位有成就的作家一起坐下来分享文学的艺术氛围，这是木马领导和各位作家对我的恩赐，我非常感谢，我相信我们木马社团，在以诗人夏红雪社长的带领下，社团会以高质量的文学作品来回馈社会对我们的关注。欣赏问好！倾情推荐！评精品我投一票！【木马社团编辑：陈军】 【江山编辑部·精品推荐1 06120001】
1 楼 文友： 201 -06-11 06:50:24 问好老师！创作辛苦！欢迎再度赐稿！
2 楼 文友： 2014-09-18 11:5 :10 非常有思想有见地的一篇好文！学习了。 最好把写作当做卡拉OK,要的是自信。经常练习，也就慢慢有感觉和乐趣了。汉森四磨汤口服液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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