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劳任怨

任劳任怨，是种情怀，是种担当，向来被世人称道。
相对来说，“任劳”易，“任怨”很难。不辞劳苦，可能容易担当，但要不抱怨，不怕埋怨，恐怕做起来不易。
别说普通老百姓，就是那些当官拿俸禄的，也不是轻易就肯“任怨”，但天下恰恰亟需此等担当之人。
忠孝节义，如果做臣子的，一心只想着博得好名声，而不敢承担民众的怨言，总是怕被人埋怨，这应当说是对君主最大的不忠。“忠”要用心去做，要为君王、为国家分忧解难，而不是哗众取宠，搞得民怨沸腾。
孔子反复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义与利并不是对立的，讲的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其中的“道”就是检验一个人品行的分水岭。尤其在朝廷为官的人，他的所作所为都应当以道义的标准来衡量。脚正不怕鞋歪，假如在道义上没有失德，对那些虚无缥缈的流言又有什么可惧怕的？真的害怕，那就是心虚了、胆怯了。
名利场，生死簿，官场犹如战场。正如两军交战，纵是刀光剑影，血染沙场，那些诚心诚意报效国家的人会不顾生死，甘冒枪林弹雨。况且，处理政务相比于临阵交战，其间的安危厉害程度简直就是天壤之别。现在处理点儿政务还瞻前顾后，怕得罪人，招来怨恨，真不知到了生死一线的时刻，他会怎么样呢？想必只有两条路，不是当叛徒，就是当逃兵。
北宋名臣范仲淹，谥号“文正”，为政清廉，体恤民情，刚直不阿，力主改革，曾多次上书批评当时的宰相，因而三度被贬。宋仁宗时官至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西夏李元昊造反，他以龙图阁直学士经略陕西，号令严明，夏人不敢犯，羌人称为龙图老子，夏人称为小范老子。
宋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针对当时朝政的弊病，提出“十事疏”，主张建立严密的仕官制度，注意农桑，整顿武备，推行法制，减轻傜役。宋仁宗了采纳他的建议，陆续推行，史称“庆历新政”。可惜因为保守派的反对，又被贬至陜西四路宣抚使，后在赴颍州途中病死。他在《岳阳楼记》中的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后世景仰的千古名句。
范仲淹担任副宰相时，担心各地方官员中有滥竽充数的，他亲自审阅入职花名册，看到有不能胜任的，就拿起笔来直接勾除姓名。这时，有人就劝说：“大人，你这一笔勾掉了一个人的官职，就是让人全家痛哭流涕呀！”范仲淹回答：“一家人哭，总比一方的人哭好吧！”是啊，只有这样想，这样做，才不愧为宰相，才不会辜负宰相的职位。
应当说，凡事都有两面，长短相随。有易就有难，有利就有害。不能两全其美，那就两权相加取其轻。遇到难而有害的事情，人们大多都会百般推辞，避恐来不及。若是有利还好做的事情，人们就会趋之若鹜，脑袋削个尖往前挤。这是人的一种本能、本性，从中更可看出一个人的本质和品质。
事实上，人们应当懂得上下尊卑，长幼有序。同样都是做官的，有当长官的，有当副手的，自然是有区别的；就像人的身体，有的部位劳累，有的部位安逸，那也是不一样的。当首长的安逸，辅佐他的人劳碌，这应当是天经地义的事。这话今天听来有些刺耳，但从古至今，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做手下的，就得勤勉肯干，让领导少操心，领导对你才放心，你才会有前途。
家国天下，同此一理。从朝廷的角度来说，君王享受安逸，臣下应当辛苦；从一个家庭角度来说，父母享受安逸，子女应当劳碌；从一个人的身体来说，头脑、耳目相对安逸，手和脚就比较劳累。君臣父子，做人如果懂得这样的道理，就一定不会把忧虑留给君王、留给父母，也不会把自己的长官置于众怒之地，而应当主动为他们分忧解难。不管什么年月，令首长陷入是非漩涡，那真真是大不敬，不要自己的小命了。
然而，近年来那些当官为政的，真的就是不尽如人意。他们往往姑息养奸，沽名钓誉，只知道当“好好”先生。明哲保身，怕得罪人，不敢批评人，不敢留露出一点严厉的神色。遇到麻烦事都躲着走，尤其碰到触犯众怒的事情，就往上边推，让自己的上司来处理。如此这般推诿、这般不作为，可叹，可悲！
推己及人，爱屋及屋。倘若管理家庭，却让父母担负所有的劳作；为了国家的事业，却让君王、上级承担下边的抱怨，这样做还能称得上忠孝吗？更何况有罪过而不责罚，有善行而不表彰，纵使处在尧舜禹那个时代，也不可能治理好国家。
因此，赏罚要分明，更要公开、公正。刑罚不患于施用，而患于施用得是否公平。从前，齐国宰相管仲剥夺了伯氏三百户封地，伯氏虽然粗茶淡饭，但终生都没有任何怨言。三国时诸葛亮将廖立废为庶人，但当他听说诸葛亮去世了，立刻泪如雨下。做宰相的，如果都能这样心存公道，那天下就没有不服气、不顺服的了。

2.分谤
按《说文》解，谤，毁也，从言，旁声，本义指用言语攻击、诋毁他人。有两层含义，一是诽谤，在背后公开说别人的坏话；二是责备，含有批评、指责的意思。
本文中，“谤”在这里指的是责备、责难。“分谤”就是分担别人的指责。在官场，在同僚中，能够替别人分担责难，是境界，更是难能可贵的。
大家都在同一衙门里共事，一个人努力奋进，其他人都应当协助他完成心中的志向，这才叫同心协力。假如步调不一致，他向前走而你往后退，他行动了而你停止了，这样的话，行动不能相互配合，语言不能相互沟通，事倍功半，能有几成胜算，能做成什么事情呀！就像居家过日子，你说东她说西，你打狗她喂鸡，两口子总是别扭着，能过得和和美美吗？
人心齐，泰山移；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古人所说的“推车同舟”就是这个道理。车陷进泥坑里，你推他不推，或者你往前推，他往后拽，那车就会永远陷在那里。大家应当同舟共济，假如一个人落水了，凡是在船上的人，无论关系亲疏，都要一起努力抢救他。不论贤良还是愚钝，所有人都应该懂得这个常识。
普通百姓都明白“推车同舟”的道理，更何况同是朝廷大臣，都是承担着江山社稷重托的人，岂可袖手旁观，坐视同僚遭殃而没有一点怜悯之心呢？诚然，这是君子悲天悯人的恻隐襟怀。若以小人之腹，没有落井下石就不错了。路见老人倒地，都躲得远远的，生怕被人讹诈。这等闲事，都这心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尤其官场上，波诡云集，明争暗斗，同僚不同心，同室操戈多去了，相煎太正常了！
话说回来，如果他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招致祸端，那是自作自受，当然不值得同情。但他若是因为公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一以贯之地用大公无私的态度来处理政务，并非为了自己为了家庭，却因此获罪，那所有的同僚不都应当挺身而出、与他共患难吗？倘若如此，那可谓患难相交了，但现实中能有几人出来抱不平，哪怕就是说句公道话？
按理说，手下有人为了公事不幸获罪，如果当长官的能说：“这是我的责任！”当副手的也能说：“这是我的责任！”进而全体同僚都争着承担自己的责任，这样那个获罪的人即使不能被释放，也必定不至于被判重判。摊上这样敢于承担责任的长官，当属手下的万幸了。这不是袒护或护短，而是出自公心的正义感。
古代那些敢于直言进谏的人，遇到有受冤枉的，谏言而不被采纳，就敢直截了当地说：“与其杀此人，不如杀了为臣！”对与自己没有利害关系的人，尚且如此为他这般求情，这样的人怎肯坐视同僚蒙冤受罪而不闻不问呢？诤臣进直言，奸臣献谗言，当以魏征为楷模，以秦桧为镜鉴，敢为蒙冤者开脱，也是给自己留条超脱的后路。
是啊，同僚相欺，同事操戈，当长官的再没有句公道话，任手下的人自相残杀，还有活路吗？分担责难，承担过错，做宰相的如果始终以此为鉴，身体力行，到今天将会看到，士大夫越来越注重名节，民间风俗越来越淳厚。如此一来，国家今后就不必担心没有仗义死节之士了！仗义死节，历朝历代，都呼唤着这样的忠义千秋。
一言定生死，一行定成败，牵连如此重大，谁能说承受抱怨、分担责难对宰相而言，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啊！
都说闲谈莫论人非，自古哪有人后不议论人的？不说自己好，也不说别人坏，是本分。推功揽过，勇于为别人分担责难，是胸襟，更是胆识。
为人为官，都该有“分谤”的境界，都该有“同舟”的情怀。

.应变
万事万物，静止是相对的，运动是绝对的。在这个世界上，不变的就是应接不暇的变化。
从量变到质变，必然中有偶然，偶然中有必然，看似杂乱无章，但总是有规律可循。
事件的发生，有的是正常的，有的是突发的。对正常发生的事件，中等才能的人处理起来就绰绰有余。但面对突发事件，即使是非常聪明的智者，局促之间也会感到准备不足，一时难以应对。
但不管发生了什么事，都需要处变不惊的判断力和随机应变的决断力。参加宴会，正在举杯畅饮的时候，突然接到报告，说发现了敌情。此时，先别慌，应当详细询问一下情况是否属实，斟酌一下处境是否有利。在情况没有查清之前，万万不可一听到报告，就仓皇地向朝廷上奏，说有敌军来犯。于是，便四处征调部队，匆忙准备出战。其实，这是连敌人的影儿还没见到，却先乱了自己的阵脚。
有道是，兵者，鬼道也，实中有虚，虚中有实，真真假假，目的是迷惑对方。通过虚张声势，来探听实情；企图乘虚而入，来攫取利益；把微不足道的的小事，夸张成天大的事件；把捕风捉影的东西，渲染得有鼻子有眼睛似的，这都是惯用的伎俩。真假虚实难辨，必须得仔细察验，以防上了敌人的阴谋诡计。
倘若国内发现有大奸，边境发现有大敌，就表明国家已到了生死存亡的非常时期。非常时期，我们就要用非常手段来应对。如果仍然墨守成规，还拘泥于书本的章章节节，死守着经典的条条框框，最终会使自己处处受到制肘，处处陷入被动，到那时可就大势已去，再也无力回天了。以不变应万变，本身就是在不变中求变，不变中看出对方的破绽。马谡可谓饱读兵书，但他纸上谈兵，不懂得灵活运用，最终失了街亭，落得身首异处。
变则通，通则久，非常时期要用非常之人，特殊情况就要特殊对待。古人遇到紧急情况时，通常会量才施用，随机应变。以变应变，但万变不离其中，不背离总的原则和方向。就像弹丸在盘子里转动，但不会滚出盘子；河水弯弯曲曲流向大海，而不会倒流一样。古人的思想里包含了朴素的辩证法。一般与特殊，共性与个性，不能用共性泯灭了个性，也不能用特殊代表了一般，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不能脱离普遍规律。
话说汉成帝三年秋，京城长安城中盛传要发大水，君臣惊恐，城中大乱。得知消息后，成帝急忙召集群臣殿前商议对策。大将军王凤劝成帝应及早准备船只，洪水来时可以登船避难，还要通知百姓届时登上长安城墙躲避水灾，大臣们都纷纷附和王凤的意见。唯独左将军王商坚决反对，他说：“自古即便是再无道的国家，也没有大水突然漫过城郭的时候，况且如今天下承平，四海安定，怎么会无端发起大水呢，这一定是谣传。在这种敏感的时候，下令百姓登上城墙，反而会助长谣言，制造混乱!”后来，果然平安无事，城里也没见大水来，谣言不攻自破，城里的秩序也慢慢恢复了。成帝对王商力排众议非常赞赏，随后让王商出任丞相。
东晋大司马桓温长期掌握大权，素有不臣之心。一次，他抚摸着枕头叹息道：“既然不能流芳百世，遗臭万年又何妨？”他先废了皇帝司马奕，改立司马昱，即简文帝，以大司马专权。简文帝死后，遗诏由太子司马曜继承皇位，即孝武帝。桓温本来以为简文帝会把皇位让给他，听到这个消息十分失望，就带兵进了建康。桓温到达建康那天，随身带的将士，都是全副盔甲，手里拿着明晃晃的武器。朝廷官员到路边去迎接时，看到这个情景，都吓得变了脸色。
桓温请王坦之、谢安到他官邸去会面，王、谢两人早已听说桓温事前在客厅的背后埋伏一批武士，想杀掉他们。王坦之到了相府，吓得浑身出冷汗，连衣服都湿透了。谢安却十分镇静，从容不迫，谈笑风生。他对桓温说：“我听说自古以来，讲道义的大将，总是把兵马放在边境去防备外兵入侵，桓公为什么却把兵士藏在影壁呢？”桓温听了，也有点不好意思，“我也是不能不防备点儿。”说着，就命令左右把后面的伏兵撤去了。桓温死后，谢安担任了宰相，尽心尽力辅佐着晋孝武帝，东晋王朝出现了安定团结的气氛。
三国关羽千里走单骑家喻户晓，大唐名将郭子仪单骑智退回纥更是名震天下。唐代宗元年10月，回纥、吐蕃再度起兵反唐，浩浩荡荡向长安进发。年近古稀的郭子仪又披挂上阵，奉命驻守泾阳，被回纥军队团团包围。郭子仪在回纥人中素有威望，仅率数十骑来到前线，单枪匹马向回纥军前走去。他们以为唐朝皇帝已驾崩，郭令公也病死了。当下看到威震八方的郭大帅还活着，酋长们便纷纷跳下马来，围着郭子仪拜下去。郭子仪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终于说服回纥大帅药葛罗与唐军结盟，吐蕃军队连夜遁逃，解除了长安之危，避免了一场战争。忠勇双全的郭子仪几度沉浮，官至兵部尚书、太尉兼中书令，被尊为 尚父 ，死后追赠太师，谥号忠武。

共 8672 字 2 页 转到页 【编者按】这是一篇赏析张养浩《庙堂忠告》的赏析文章，对任怨、分谤、应变、献纳、退休等方面做了详细的分析和解读。文章不是简单的翻译或者解释，而是把文章的思想、观点化成通俗易懂的语言，通过旁观者的身份加以点评。文章结构严谨，条理清晰，语言深入浅出。推荐欣赏。【编辑：北极主人】
1 楼 文友： 2015-10-24 08:54: 6 历史是一面最好的镜子，能让后人照出自己的缺点，不重蹈前人的覆辙。
2 楼 文友： 2015-10-24 16:12:45 非常喜欢这样的文章，通过对古文的阅读翻译，分析和解构汲取智慧，并依据文中论点表达自己的看法，结合现代社会丰富论据和观点。【庙堂忠告】是我们熟知的元代散曲作家同时也是一代名臣的张养浩《为政忠告》三篇文章之一，这个庙堂忠告写于张养浩参议中书省事任职时期；集中反映了作者为官实践中的思想道德水平和作者高超的人格魅力，文章在当时获得极高认同，在700多年后的今天对领导干部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应该说【庙堂忠告】的每一个小节单拿出来都具有非常深刻的涵义，也有很高的论述价值，所以本文的篇幅看起来很长，但细看其实又很短，古文的语言本来就是极其精炼的，加之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巨大差异，使得每一个小节经过翻译和展开后都变成了一个很长的篇幅。我个人并不建议在一篇文章中一次节选太多原文篇幅进行论述，因为作者不单是抓住原文的一个观点，包括原文的几乎通篇都进行了一个解析，可是文章却又很少直接援引原文，不由得我们不怀疑作者是否会有些方面囿于古汉语的水平而曲解和误导读者。比如第一节中的 任劳任怨 ，劳和怨虽然是各有词义，但我不认为在这个成语中这两者是可分开阐述的，就如同 吃饭 包含吃饭和吃菜，不需要把饭和菜独立说一样，这个成语出自 夫食万人之力者，蒙其忧，任其怨劳 ，张养浩 任怨 篇中，讲得是 任劳怨 ，不劳哪来的怨？并非是讲 我是那种可以闷头出苦力，累死累活都行的人，但是你让我精神上受委屈不行 ，这是对这个成语的曲解，也是对原文的错误理解。
以上之言实乃个人点点浅见而已，不足挂怀！ 雁悦秋容
回复2 楼 文友： 2015-10- 1 11:01:16 谢谢点评，不用怀疑我的古汉语水平，好像比你高的多，中国哲学史硕士！
4 楼 文友： 2015-10- 1 22:27: 4 你真的确认是高的多？！不，是高得多！呵呵 雁悦秋容睡眠瘫痪症是怎么产生的
脑梗塞前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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